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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眉头拧得更紧了：“曲阜孔家？就是那个衍圣公府？告他们什么？那可是圣人之家，不至于吧？”
贩夫放下茶碗，声音压低了一些，但那种压低反而让周围的人都竖起了耳朵：“不至于？我听说可不简单。”
“有人被打断了腿，有人家的闺女被抢走了，有人家的地被占了，还有人在孔府的庄田上干了几年活，工钱没拿到，去理论反倒被打了。这还不算，据说的确死了人了。”
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声音在安静的茶馆里格外清晰。
邻桌一个穿蓝布长衫的瘦高个忍不住搭了话：“你这消息准不准？圣人后裔怎会做出这等事来？莫不是有人栽赃吧？”
贩夫也不急，只是摇了摇头：“是不是栽赃，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人是真真切切跪在承天宫门口的，锦衣卫亲自接进去的状纸，当天皇帝就在朝堂上问了话，这总不是假的吧？”
茶馆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再开口反驳，也没人再追问。
那几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面，涟漪已经荡开了，大家脸上的神色却各异。
有人皱着眉头，有人若有所思，有人低头喝茶像是没听见，但端碗的手指明显比刚才紧了些。
同样的场景，在同一天里的不同地方接连上演着。
东城的一家酒楼里，靠窗的位置上，一个穿着灰布短褂的汉子、一个穿着青布袍子的商贾和一个穿着靛蓝绸衫的老学究，正一边喝着酒一边低声议论。
那青布商贾摇着头，说孔家在曲阜干的那些事，听得旁边刚进来的两个读书人脸色都变了一变，其中一个忍不住站起身来，声音有些发紧：“你空口无凭，凭什么污蔑圣人之后？”
那商贾也不急，只是朝他摆了摆手说：“有没有污蔑，等人押到京城来对质不就知道了？急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犯不着跟你置气。”
西南角的城隍庙前，几个卖艺的杂耍班子收了摊，坐在台阶上歇脚闲聊，其中一人顺嘴提了一句“曲阜那边有人告御状”。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告谁？”那声音隔着三五步远，却清清楚楚地飘进了周围七八个人的耳朵里。
后面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被添油加醋、你来我往地讨论开了，有人在说孔家之前好话，有人义愤填膺地驳斥那些骂孔家的人。
到了四月初八的时候，西直门外的几个瓦舍里，说书先生已经开始拿这件事当话头了。
往常他们说的是三国、是隋唐、是岳武穆，偶尔也说说本朝的奇闻轶事，但大都挑些不打紧的、无关痛痒的来讲。
可那天，一个姓刘的说书先生敲了两下醒木，清了清嗓子，开口便是一句：“列位，今儿个老朽不讲三国，不讲隋唐，单讲一桩新鲜事——曲阜百姓告御状。”
底下立刻安静了，有人端着茶碗的手停在了半空，有人嗑瓜子的声音也停了。
刘先生不紧不慢地从桌上拿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那是他从茶楼里一个管事手里拿到的抄本，上面记着几件从曲阜传出来的事。
他念了一段，停一停，喝口茶，又念一段。
讲到某一户人家被占了地、打断了腿，讲到某一家的闺女被抢走、再也没回来过，底下开始有倒吸冷气的声音了。
旁边一个穿蓝绸袍的中年人忍不住接了一句：“这、这不可能吧？那可是衍圣公府！”
刘先生放下手里的纸，看了那人一眼，声音不高不低：“衍圣公府又如何？圣人的后人，就不能干坏事了？圣人的规矩是人定的，难道圣人的后人就不是人了？”
“再说了，我这不是自己编的，是有人从承天宫的告状文里抄出来的。你要是不信，等孔家子弟被带到京城来，你自己去听他们当面对质。”
那人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又坐了回去。
瓦舍里安静了片刻，然后议论声便像烧开了的水一样翻涌起来。
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替孔家辩解，有人替那些百姓鸣不平。
说书先生没有再往下讲，只是端起茶碗慢悠悠地喝着，任由底下的争论声在他头顶上盘旋。
而在这些公开的议论之外，更深的暗流正在京城的官署和私宅里悄然涌动。
锦衣卫的暗探、东厂的番子、西厂的亲随，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耳目，但他们的差事只有一个——让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讨论，让更多人卷进来。
他们不需要去操控具体的言辞，只需要确保火种不灭，确保风一直在吹。
有时候是酒桌上的几句话，有时候是递到某位御史门房的一封信，有时候是某个衙门门口贴出来的一张写满了曲阜百姓冤情的纸。
一旦被风吹到地上，经过的人多看一眼，便多一个人知道了这件事。
到了四月十二的时候，承天门外那几家平日里卖菜卖肉的小摊贩都能说出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