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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能成真。”
“3月25日：夜梦父亲。父曰：‘金兰之契，重在信义。东西之道，贵在相通。汝当牢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醒来泪满襟。”
“4月26日：一切就绪。唯担忧一事——彼等会来否？乱世之中，信义可还在？”
日记最后一页，夹着一片干枯的花瓣。花瓣形状奇特，孟文石认出，这是“木芙蓉”，但颜色是罕见的靛蓝色。花瓣背面有蝇头小楷：
“此花名‘湛露’，产自埃塞俄比亚高原。遇纯水则开，遇浊水则合。昔郑和船队携归，植于泉州，今已绝迹。余费十年，方在乞力马扎罗山麓寻得。花期仅三日，花开之时，持之可鉴人心：诚者见其华，伪者见其枯。今余得七朵，当用于雅集，以辨真伪。”
孟文石与阿卜杜对视一眼，同时冲向后院。
第三章三异
后院比前院更加破败，但格局清晰：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连接。院中一棵老槐树，树冠如盖，荫蔽半院。树下石桌石凳，桌上刻着一副棋盘，不是象棋也不是围棋，而是一种奇特的图案——纵横各十九道，但格子是六边形，棋子是象牙雕的非洲动物和中国神兽。
“这是沈兄发明的‘万国棋’。”阿卜杜抚摸着棋盘，“我们在牛津时，他常说，象棋太强调杀伐，围棋太玄奥，该有一种棋，能让不同文化的人都能理解。这棋的规则是：象吃狮，狮吃虎，虎吃豹……但鼠可吃象，取‘万物相克又相生’之意。”
孟文石没有听进去。他的目光被正房窗内的景象吸引了。
透过破损的窗纸，可以看到屋内有人。
不，不是活人。是蜡像。
五个人围坐方桌，似乎正在会谈。上首是一位中国老先生，穿长衫马褂，戴圆眼镜，面貌依稀与照片中的沈观澜相似——该是他父亲沈墨卿。左侧是两位非洲人，一位着酋长服饰，戴羽毛冠；一位穿阿拉伯长袍，缠头巾。右侧是两位欧洲人，着十九世纪外交官礼服。
蜡像制作极为精良，须发毕现，表情生动。桌上摆着茶具，茶杯里甚至还有“残茶”——用树脂仿制的褐色液体。沈墨卿蜡像手中拿着一卷纸，纸上真写着字。
孟文石推门而入。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如金粉。
他小心地取过那卷纸，展开，是《中非友好通商条约》草案，用汉、英、法、阿拉伯四种文字书写。草案末尾，有一段手写附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于伦敦寓所，与桑给巴尔王子赛义德、刚果酋长卡邦戈、英国议员威廉姆斯、法国学者杜邦，共议此约。约之要义：平等互利，文化互鉴，患难相扶。然未及签署，国内变法事败，余被急召回国。临别，五人歃血为盟，立‘金兰之契’，相约三十年内，必促此约成真。今录副本藏此，以待来者。”
孟文石默算：光绪二十四年到今年，正好二十九年。
阿卜杜在查看其他蜡像。他在那位阿拉伯打扮的蜡像手中，发现一封短信，是阿拉伯文写的：
“致发现此信者：若你读到此信，说明我已遭遇不测。我与四位友人立下金兰之契，誓要在三十年內，建起东西交流之桥。桥有三墩：一曰商道，重启海上丝绸之路；二曰学道，互派学子，翻译典籍；三曰心道，以艺术相通，以情感相系。今留瓷枕为钥，枕中藏有三十年来我们所集之资料、信函、地图。欲开枕，需集齐三物：我父之田黄印、赛义德王子之陨铁符、卡邦戈酋长之象牙钥。三物合一，旋转枕端莲花，其机自开。愿后来者续我未竟之志。沈观澜，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
“瓷枕……”孟文石猛然想起，“瓷枕还在铺子里！”
话音未落，前院传来一声巨响。
两人冲回前院，只见照壁前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中，正捧着那只天青釉瓷枕。
捧枕者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穿藏青中山装，戴金丝眼镜。左侧是个高大的白人，着猎装，手持文明棍。右侧是个光头壮汉，短打装扮，显然是保镖。
“孟掌柜，久仰。”中年人微笑，笑容却未达眼底，“在下郑世钧，在琉璃厂开一家‘博古堂’，想必听说过。”
孟文石心中一沉。郑世钧是北平古董行的“鬼见愁”，专做洋人生意，走私国宝，声名狼藉。
“郑老板不请自来，还私动他人物品，不妥吧？”
“这院子是无主之产，这瓷枕……”郑世钧轻抚枕面，“是国宝，理应收归国有。鄙人受国立博物馆委托，特来查收。”
阿卜杜上前一步：“这瓷枕是我的。”
郑世钧瞥他一眼，嗤笑：“非洲朋友，这里是中华民国。按照《古物保存法》，地下出土文物，一律归国家所有。你这瓷枕，是从海底沉船打捞的，正是出土文物。”
“郑老板消息灵通。”孟文石冷冷道，“但这瓷枕的真伪尚存疑，何谈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