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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脚底沾着湿润的泥，凉意顺着足弓爬上来，像一条细小的溪流，缓缓淌进血脉。风从南边来，带着青稻穗初灌浆时特有的微涩甜香，拂过耳际，也拂过我垂在肩头的发梢。远处，几只白鹭掠过水田，翅尖点破倒映着云影的镜面，涟漪一圈圈漾开，又很快被水田自己吞没——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可我知道，发生了。
就在这一片土地上，在这方被犁铧反复翻耕、被雨水反复浸润、被无数双脚掌反复丈量过的土地上，发生过太多事。多到连泥土都记得，只是它不说。
我蹲下身，指尖插进田边一捧松软的褐土里。土粒微凉，微潮，带着腐叶与根须悄然分解后的微酸气息。我轻轻捻起一小撮，任它从指缝间簌簌滑落。每一粒土，都曾托举过麦穗，埋葬过枯枝，承接过泪水，也覆盖过未拆封的信。
而我的脚印，就在这里。
不是此刻这双赤足踩出的新痕，而是十七年前，那个穿洗得发白蓝布裙、扎两条粗辫子、总把书包带勒进肩膀肉里的女孩，留下的第一道印子。
那时我十二岁，刚随母亲从县城搬来青芦村。父亲在县农机站工作，常年驻点在外，母亲是小学代课老师，因一场肺病咳得厉害，医生说山野清气养人，便托了远房表叔，在村东头分得三间土坯房、半亩薄田。我们来的那天，天阴着，细雨如雾，檐角滴水连成线，打在青石阶上，嗒、嗒、嗒，像谁在数着日子。
表叔领我们穿过村口那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树，树皮皲裂如祖父的手背，枝干虬曲，却年年四月爆满雪白的花，香得人头晕。他指着东边一片低洼地：“喏，那块就是你们的田。原先种稻，后来旱了三年，改种过红薯，再后来荒着，长了些芦苇，鸟雀爱去。”
我踮起脚往那边望——水光浮在低处，芦苇丛疏疏落落，茎秆泛着青灰，风过时，沙沙声里夹着水汽的腥气。田埂窄而软，踩上去微微下陷，像踩在活物的脊背上。
“叫青芦田。”表叔说，“名字是老辈人起的，说早先这儿芦苇青得能滴下水来。”
我没应声，只把书包换到另一只肩上，勒得更紧了些。我那时还不懂，名字从来不只是名字。青芦田，青是颜色，芦是植物，田是土地——可这三个字叠在一起，竟成了我此后半生所有悲喜的坐标原点。
我真正记住那块田，是在一个暴雨突至的午后。
那天放学早，我抄近路从田埂上跑，想赶在雨前回家。可云走得比人快。铅灰色的天幕猛地压下来，雷声滚在云层深处，像闷鼓，一下，又一下，震得人胸口发紧。我刚跳上田埂，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砸在额头上生疼。我拔腿狂奔，泥水溅满小腿，蓝布裙摆被风掀得猎猎作响。
就在冲过田埂中段时，右脚猛地一滑——不是踩空，而是被什么绊住了。
我踉跄扑倒，手掌撑进泥里，膝盖重重磕在硬物上。疼得眼前发黑，可低头一看，心却漏跳了一拍。
不是石头，不是树根。
是一只木匣子。
半埋在泥里，只露出一角暗红漆面，已被雨水泡得发胀，边缘翘起，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匣盖歪斜着，缝隙里，静静躺着一张泛黄的纸。
我顾不得疼，用袖子胡乱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手指哆嗦着，抠住匣盖边缘，用力一掀。
“咔哒”一声轻响，像骨头错位。
匣子里没有金银，没有玉佩，只有一叠纸。最上面那张，是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少年，穿着洗得发亮的藏青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眼清峻，鼻梁高挺，嘴角微微向上，不是笑，却让人觉得他正看着你，且已看了很久。照片背面，用极细的钢笔写着一行字，墨色已洇开些许，却仍清晰可辨：
“青芦田畔，立此为证。沈砚之，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三。”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更淡些：
“若她来，替我告诉她：我等过。”
我怔住，雨声忽然退得很远。只有心跳声，擂鼓般撞着耳膜。
沈砚之。
这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钥匙，猝不及防插进我懵懂的心锁，轻轻一转——咔，门开了条缝，漏出里面幽暗而陌生的光。
我慌忙把照片塞回匣子，连同底下几页纸一起抱进怀里，用校服外套紧紧裹住，转身就往家跑。雨水糊了视线，泥浆吸住脚踝，可我不敢停。那匣子贴着我单薄的胸口，沉甸甸的，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
回到家，母亲正咳得蜷在竹椅里，见我浑身湿透、抱着个破匣子冲进来，惊得直起身：“囡囡？这是……”
我没说话，只把匣子放在八仙桌上，用灶膛里掏出的干草灰小心吸掉表面的水渍。然后，我摊开那几张纸。
是信。
不是一封，是六封。信纸薄脆，边缘已碎成毛边，字迹却异常清晰，是同一支钢笔写就，力透纸背，笔锋锐利如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