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反应（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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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的打击，郑文杰自己就已经拥有了牢不可破的地位。
    北京党小组早已经不是陈克在的时候那个组织，陈克当年是想聚集肯身体力行的去搞革命的同志，他早就言明，“没有脑袋别裤腰带上，从种地开始干起的觉悟，那就不是真的想革命。”这也是郑文杰对陈克不满的真正原因。郑文杰一点都不想在这个时代中身体力行，郑文杰清楚的知道这不是自己所擅长的。
    看似默默无闻的营运着一个情报组织，虽然名声不显赫，却高高在上隐藏在历史大幕的背后，操纵着历史的进城，这才是郑文杰希望在这个时代中拥有的位置。无论是满清也好，北洋也好，陈克也好，或者是以后的什么势力也好。郑文杰希望的是亲眼看着他们在自己情报操纵下运行。这种感觉，这种自我认知才是郑文杰需要的。
    陈克建立起了人民党专门的情报线后，北京朝廷的内部的消息畅通无阻的向安徽传去。这些资料将决定满清命运的“丁未政潮”很大一部分面貌展现给了陈克。陈克原先并不知道这么一场政治上的斗争，现在他得到这些消息的时间，仅仅比北京晚了两天而已。
    自从罢免了御使赵启霖，北京朝廷的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上疏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御史恽毓鼎也拟“言官不宜反坐”折，反对将赵革职。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
    但这些攻击已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在政潮翻动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孙家鼐、徐世昌、诚勋等人说项开脱外，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他与奕、袁的关系本来密切，又担心瞿、岑见用，“徒苦老庆奕，于满人无利”，所以，在“杨翠喜案”发后的一天独对时，话中有话地点破奕劻与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为之解”。另一个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的宠物，“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当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过清廉派，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
    5月27日—8月21日为第三阶段。北洋派瓦解了清廉派的攻势后，开始组织反击。
    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准其随时入见，岑亦不推辞，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慈禧因而渐有“倦勤之意”。奕、袁趁机施展谋略，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三点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岑瞿不知内容，无法采取对策。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23日，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想面见两宫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知京城已不容他存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再施故伎，以养病为名重蹈沪滨。
    清廉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倾向于清廉派的御史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替名枪手。6月16日，恽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幼瞿鸿禨的奏疏，次日，瞿被开缺。恽氏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罪状：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赫赫军机，不经查证，便速于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廉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原弹疏，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瞿案不了了之。
    清廉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粤督之职，况且，此公颇不甘寂莫，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弧后患，北洋对岑再次落井下石。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将赴上海，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规”。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屡调不赴，骄赛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还提到岑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幕府”。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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