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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压根不懂水利。
当俾斯麦看到水务局的牌子时彻底麻了，不过联想到奥地利帝国本身的赐官制度他又释然了。
毕竟在普鲁士可不会有人把水利局建在堤坝下面，绝不会有人干这么没有常识的事情。
不过俾斯麦不得不承认整个河堤建的干净、漂亮，与他曾经见过的那些低矮、粗糙的土坡完全不同。
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光滑的混凝土墙给人一种难以逾越的感觉。
水利局的官员们正用着特殊设备对洪水规模进行评估，同时仔细检查堤坝上的每一处漏洞。
对此俾斯麦表示钦佩，但平心而论他觉得这种堤坝的造价过于昂贵。
1853年以后就没有发生过大水，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些小题大做，而且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贪污。
俾斯麦可是太清楚这河堤上的事情了，一句话河堤的花费是没有上限的。
上级拨款，下属分钱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
更何况河堤这种东西一两年内是很难发现问题的，同时由于结构复杂除非是专业人士，否则很难搞清楚到底有没有偷工减料。
即便是存在可能偷工减料的情况想要核实也十分困难。
最后也是最恶心，最难办的地方就是只要出现溃堤就能销毁一切罪证，将所有问题推给天灾。
一旦东窗事发有些人就会狗急跳墙直接摧毁堤坝，反倒是国家政府会因此束手束脚。
此外小修大报，人为造险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毕竟面对的是天灾，干好了是自己的功劳，干不好那就是上帝发怒了。
没有功劳也能混个苦劳，所以负责河堤的官员往往“不愿无事，只求有工”，毕竟又能捞钱，又能升迁的差事谁不喜欢呢？甚至还能体验一把掌握生杀大权的感觉。
俾斯麦很清楚人性经不起考验，所以奥地利帝国最终一定会一败涂地。
老实说他不讨厌这样带点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实就是残酷的，如果不能认清现实不但会害了别人，还会害了自己。
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层整日沉浸在自己的道德幻觉之中，那么就算是投入再多人力物力也是白搭，最终只会将整个国家拖入失败的深渊之中。
俾斯麦觉得弗兰茨的那些操作就是在走钢丝，一路上的运气远大于实力。
奥地利帝国的那些远征并不需要一个经济学家来计算，俾斯麦自己就敢肯定除非能在南非挖出金子，否则就是得不偿失。
三千万英镑解救德意志同胞，但奥地利人他们自己都分不清自己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还是斯拉夫人。
就好像眼前看似牢固的堤坝，难道它真的坚不可摧吗？
俾斯麦并不这样认为。
快要到发车时间，俾斯麦回到了火车站，望着眼前的人山人海，他觉得下次还是应该借助一下身份上的便利，否则早晚会被挤死，或者被小偷偷光。
维也纳火车站里的扒手真的很多，警察抓走了一批又一批，但还是无法清理干净。
火车站内部的巨大牌匾上一面写着欢迎来到维也纳，另一面写的就是小心扒手。
主要是维也纳火车站的人流量巨大，再加上很多人到维也纳都是想闯出一片天或者来办事，身上带的财物都不少。
穷家富路，这个道理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相通的。
有利可图才会引来这么多铤而走险的人，他们往往是团伙作案，有人负责吸引目标注意，有人负责偷窃，甚至有人负责阻拦追捕。
再加上火车站内拥挤、嘈杂的环境简直就是完美的犯罪场所，很多受害者等到离开才发现根本无法找回只能自认倒霉。
在维也纳街头行乞的人中有一部分就是丢失了财物和身份证明才沦落至此。
以当时那个交通、通讯水平，以及行政效率一两个月能解决问题已经堪称神速。
很多时候即便证明了身份也无法找回财物，而那些财物很可能是那些人数年，乃至一生的积攒。
他们便会迎来一个天崩开局，可能需要典当身上仅有的财物才能换来一些粗茶淡饭。
如果刚好是来自巴伐利亚、萨克森、卢森堡之类的国家，那么还可以通过同乡会寻求帮助。
那个年代的同乡会还是很靠谱，有时候不仅仅是食宿，甚至还能提供低息贷款和法律帮助。
尤其是巴伐利亚同乡会在维也纳不光人数众多，势力还盘根错节，只要损失数目不是很大，他们甚至能直接帮忙找回。
除了靠谱的，也有一些非常不靠谱的同乡会，比如犹太人同乡会、意大利人同乡会和爱尔兰人同乡会
这群人往往会借着同乡的身份让受害者签订一些劳务合同或者移民合同。
他们往往会把自己打扮成上流人士，再说上几句亲切的“母语”装出一副为了你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