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红灯下面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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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红灯下面没有赢家(第1/2页)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清晨，白鹭少了一个人，后门却没有少一把锁。
    月桂的竹床收拾得很齐，枕头下压着已经数好的工资和一只没封口的信封。她每月十五日寄钱回家，写地址前总去厨房用肥皂洗两遍手。那天才十二日，钱一分没带。门后挂着穿了两年的旧凉鞋，新买的红鞋和两件衣服不见了。
    红姨把一块空木板抱到柜台，最下面那枚钉子还在晃。
    “她的牌也没了。”红姨说。
    关灯那件事以后，找我接供货账、讨欠款的人越来越多，也有人把来路不清的年轻姑娘送到后门，答应把头三个月工资分给白鹭一半。红姨一律赶走。白鹭楼上做的不是能摆在太阳下说的生意，但顾北山定过一条死规矩：人进门时要知道来做什么，想走时门也必须开。
    我们自以为门没上锁、工资按月发，就比别处干净。月桂消失以后，我才看见门外还系着一条绳。
    白鹭给每名夜班员工做了长方形黑木牌，正面写名字，背面是编号。人进店，牌挂“在店”；中途外出，门房记时间、去向和车辆，再移到“外出”；下班后由本人核清当日工钱，牌才放进“离店”木盒。天亮前，红姨会把三个位置的木牌与花名册一个个对上。
    木牌不能拦住谁离开，至少应该告诉我们，她最后从哪扇门走。
    月桂当晚在三〇七房的服务单上签过名，“在店”和“外出”却都没有她，“离店”木盒也是空的。门房这才承认，凌晨一点多，一个叫苗姐的招工女人来过。苗姐说月桂要换店，自己从木板上摘了牌。门房正替客人搬行李，既没让月桂本人核钱，也没看见木牌进盒。
    月桂二十一岁，平常整理包房，客人多时陪桌。她从不喝客人递来的酒。她可能自己想走，却不会把准备寄回家的钱留下。
    红姨拿着那只信封对我说：“她可能想换地方，不会把寄回家的钱留下。”
    我先查后门记录。与月桂一起走的是个叫苗姐的招工中间人，过去一年给白鹭介绍过十七名员工。她替新人垫车费、衣服和住处，白鹭再按月从工资里扣还。问题在于，六个人的工资不是发到本人手里，而是由苗姐凭一张介绍单代领。月桂来白鹭时拿过她五百元预支，按我们的工资记录，半年前已经扣清。
    黎真把十七个人的工资联全部找出来。月桂的那一页清楚写着“余额零”，苗姐自己的小票上却又出现“续介费”“换店保证金”两项。两项没有月桂签名，合计四千六百元。另有四个由苗姐介绍的人，在工资扣清后突然离开白鹭，档案里只写着“不做了”，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我问红姨为什么从前没查。红姨没有替自己解释。她把后门总钥匙放到桌上，说门里的人她能看住，门外介绍人怎样记账，她一直当成对方的事。顾北山也在场。他翻完六张代领单，只把其中一张推给我。那张单上有我的签名，是我在金鸥开业最忙时批的。
    第一天，阿木把车站、港口和十七家店的司机问了一遍。一名夜班车夫记得那辆灰色小巴，车尾贴着河亭一家旅店的旧标志。河亭在澜城以南，坐车约四个小时。老阮找出与那家旅店跑过货的司机，对方确认小巴每周往返两次，通常替几家夜店接送员工。
    第二天，我们仍没有月桂本人的消息。我把苗姐介绍过的十七个人逐一叫到白鹭，只问三件事：拿过她多少钱，已经还过多少，自己的证件是否在手里。十七个人中，九人的原始预支早已还清，苗姐却仍在代领六人的工资；两人的证件由苗姐保管，理由是怕遗失。黎真把每个人的回答分别写下，让本人按手印，谁也没有被要求留在白鹭。
    第三天清晨，我、黎真和红姨坐老阮的货车去河亭。阿木想跟，我让他留在澜城管账。我们没有带打手，车上只有十七份工资复写联、后门记录和一只装有现金的信封。到了以后先找那名跑货司机，再照他给的地址问旅店。前两家说没见过，第三家承认苗姐租过后院两间房，却说人前夜已经搬走。
    我们在河亭待了两天。红姨白天去几家招工点认人，黎真去车站查公开的发车牌和托运行李记录，我守在旅店旁的洗衣铺。第五天下午，洗衣铺送床单到街尾一家新开的歌厅，红姨在后门看见月桂。她正抱着一摞洗过的桌布，脚上穿着那双红鞋，手腕被廉价手镯磨出一圈红印。
    月桂见到红姨没有哭。她先问枕头下的钱还在不在，听红姨说一分没动，才把桌布放回架子。月桂说自己答应苗姐来河亭看看，车开出澜城以后才被告知还欠四千六百元。不还清，工资继续由苗姐收，证件也不能拿回。她没有被铁链拴住，后门甚至白天都开着，可身上没有钱，也不知道回澜城该坐哪班车。
    苗姐当晚带着债簿出现。她不否认月桂原来的五百元已经还清，只说“续介费”是行业惯例，换到新店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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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红灯下面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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