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　死人那一栏只写阮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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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收过那笔钱，但不愿它与丧葬赔付写在同一合计里。此前已经分开，年末证明又在末行加总，看起来像公司用一个总数买完了所有事。黎真把总计删掉，只保每一项付款日期、依据和状态。钱加起来不会变，纸上不必有一行替公司宣布“全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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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阮问六辆车的一成二是否要写。
    阮母先摇头。那是老阮的基础盘投入与路线权益，不是侄子的遗产。阮文山经办过复核，不等于死亡以后能继承一成二；若写进证明，外面迟早有人拿这张纸重新争车。
    老阮把排班册收回，没再坚持。
    上午十一点半，证明改到第六版。字比第一版少了三分之一，事实反而更全。阮母没有立即签收，她要先看阮文山以前开的车。
    六辆旧车当天有四辆在路上，一辆换完离合器回棚，一辆做年末检查。老阮用自己的车带她去北郊，我坐盛勇的E280跟在后面。阮母没有要求我别去，也没有请我同行。
    北郊车棚比八月安静。总调度图已经拆，墙上分挂基础盘与仓储服务。阮文山当年最常开的那辆旧厢车停在检修沟旁，车漆补过三种颜色，驾驶座左边磨出一道浅坑。车辆登记写真实车主和基础盘编号，司机历史里有阮文山，没有贺青川。
    阮母摸了摸方向盘，没有坐上去。
    她问老阮，儿子开这辆车时是不是赚得很多。老阮说工资不高，北线补贴比城里多，最忙的几年能多寄一点。那些寄款存根都在饼干盒里，用的是真名。替我签文件没有让他买房，也没有让家里突然富；大部分所谓协助费根本没有进他的账户。
    “那他为什么做？”阮母问。
    老阮说最开始只是帮公司过一扇门，觉得老板知道、货是真的、钱也照结，不会害谁。第一次方便之后，第二次便容易。后来阮文山发现自己的脸与名字被不同人保存，再想退已经有四项不肯改。
    这段经过八月已经查过，阮母却没有在车旁听老阮说过。她站了很久，只让检修工把驾驶座旁的旧编号抄一份。车仍要跑，不可能因为死者开过便送给家属；一张编号、几张排班复印与工作证明能说明他在这里活过，不必把车当赔礼。
    检修工在副本上盖基础盘章，老阮与阮母各签收。公司不收复印费，也不发额外纪念金。
    车棚最里侧还放着另一件东西。
    那块刻着“贺青川”与八月十八日死亡时刻的黑花岗岩旧碑，自八月下旬以来一直作为证物存放。它套着木框，正面覆布，编号与旧港、周年宴和假证件同档。新碑已经刻阮文山真名，旧碑没有砸，不表示公司仍把他埋在我的名字下。
    阮母看见木框，问里面是不是那块。
    我说是。
    她没有让人揭布。她只问为什么与车辆档案放同一个车棚。最初这里离证据室近、地面能承重，阿木便暂存；四个月后，临时仍是临时，没有人再提出移动。司机每天从旁边过，一块写老板死期的碑像提醒，也像威吓。
    阮母说：“他已经有自己的碑。这块别再跟他的车放一起。”
    这个要求不影响证据，也不需要董事会。
    阿木联系中立证物仓，下午安排带编号车辆移送；旧木框、封条和入库影像保留。搬运费用由假死调查责任账户承担，不从阮家或基础盘扣。旧碑不砸、不公开展示，也不再放员工每天工作的地方。
    我过去喜欢把重要物件留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以为如此便不会被改。十七份文件教过我，保管不是摆在老板门口；黑碑又教一次。能核位置、权限和每次移动，比让所有司机天天看一块石头更可靠。
    下午两点，四名搬运工来。石碑连木框很重，E280和接待车都载不了，证物仓用普通平板货车。阿木核四角封条，员工代表拍编号，阮母没有等它开走。她拿着修改后的证明去中立事务所，只带红姨和继承经办。
    我回白鹭等结果。
    四点四十分，红姨打电话。阮母看过两份原件中与儿子相关的七页。原页只有阮文山过去签名、退出记录与四项尾责，没有一处在二〇〇六年后新增本人签字。八月的扩大授权使用旧签名复印与方启荣付款证明，已经被中立机构标为争议，不能算阮文山死前新授权。
    她没有在副本上写“同意”，只签“看过七页，对二〇〇六年后任何新授权不认可”。事务所接受，把异议与原件状态一起存。
    工作证明也在现场签收。阮母要求每页只盖出具单位与中立见证章，不盖断翅图样。周萍早已准备无商号图案版本，真实公司名称仍在，老板标志不在。
    她离开以前，把一份复印交老阮，一份放饼干盒。原件自己带走。
    傍晚五点，年末人员系统完成最后锁定。四百三十七名当前人员按真实雇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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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章 死人那一栏只写阮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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