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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指出了两个致命的短板:
1.动机与故意难以坐实:“苏大强与赵美兰的矛盾,是长期的家庭琐事与可能的财产心结,这能构成‘动机,但距离刑法上证明“杀人故意”还相差甚远。
我们没有他任何事前预谋的证据,比如讨论如何处理后事的录音、异常的保险购买记录,或者能证明他明知赵美兰病发危重却故意拖延的直接证人。”
2.因果关系的或然性:“最关键的医学鉴定只能证明,延误救治是重要的致死因素,但法医无法在法庭上百分之百地断言:“如果当时立刻拨打120,赵美兰女士就一定能存活。
?彭海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强调死亡的‘或然性”,为苏大强‘意外事件”的辩护撕开裂口。”
他当时甚至列出了三种可能的走向,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叶晨,最有可能的结局,并非大快人心的重判,而是在“过失致人死亡”的边缘反复拉锯,甚至存在因“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而无法定罪的风险。
然而,叶晨的反应出乎陈默的预料。这位年轻的当事人听完他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分析,脸上没有丝毫的意外或沮丧,反而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平静。
“陈律师,我明白。”
叶晨的语气很淡,目光却深不见底:
“我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刑期。我要的,是把所有这些事??他对我母亲做过的事,他对这个家做过的事??全都放在阳光下,放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看清楚。
至于他最后是进去,还是侥幸出来,那是法律的事。但经过了这一切,他在所有人眼里,已经是个什么东西,这才是我的事。”
陈默当时微微一怔,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位当事人所追求的,远非一纸判决那么简单。
他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社会性处刑”,法律的审判只是其中最庄重、最无可辩驳的一环,但并非唯一目的。
他要的是彻底粉碎苏大强作为一个“父亲”、“丈夫”的社会外壳,将内里的不堪暴露无遗。
正因如此,叶晨才会在法庭上抛开学理争论,转而进行那番动情的“亲情控诉”。
那不仅是辩论技巧,更是他整个战略的核心??当法律的天平可能摇摆时,他要用道德与人伦的砝码,将苏大强彻底压垮在舆论的深渊里。
想通了这一点,陈默心中对叶晨的那份“看不懂”便化作了更深的审慎。他不再纠结于“必胜”,而是专注于扮演好自己“专业利刃”的角色。
在法庭上,他强势、犀利,将每一个间接证据都打磨得锋利无比,构建起严密的行为逻辑链,迫使彭海和法官不得不正视苏大强行为中那令人发指的“反常性”。
他正在将法律天平上那一点点可能的“倾斜”,通过极致的专业表现,尽可能地放大。
此刻休庭,陈默看了一眼旁听席上那些义愤填膺、仿佛已看到苏大强末日的人们,又看了一眼被告席上那个面如死灰、精气神已彻底垮掉的老头。
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叶晨的目的,在银行证据出现,在亲情控诉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经达成了。
无论最终的判决书上写下的是什么罪名,多长刑期,苏大强都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而陈默要做的,就是穷尽一切法律技艺,将这份“社会性死亡”的判决,尽可能地刻进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之中。
他合上卷宗,等待着下一次开庭。法庭内的空气依旧凝重,但陈默知道,真正的胜负,已在另一个层面悄然落定。
而法律层面的最终较量,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过是给这场早已分出高下的战争,盖上一个或深或浅的官印。
法庭短暂的休憩,如同一场风暴眼中虚假的平静。空气里悬而未决的焦灼,正从被告席上蔓延开来??苏大强那双原本因绝望而涣散的眼睛,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古怪的混乱。
他时而茫然地环顾四周,仿佛不知身在何处;时而又对着虚空喃喃自语,念叨着只有他自己能懂的词汇。这细微的变化,逃不过一直冷眼旁观的叶晨。
他嘴角掠过一丝旁人无法察觉的冷冽弧度,这正是他一直等待,也一直笃定的结局,
苏大强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个信息,是他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知道的。只不过对方的辩护律师彭海,貌似还没发现这个机会。
这才是叶晨真正不在意官司“输赢”的底牌??即便所有证据都指向苏大强有罪,都未必会让他进去坐牢。
一个经司法鉴定确认,处于发病期且影响认知能力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根据《刑法》规定,在无法承担刑事责任或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将终止或中止刑事追诉程序。
简而言之,法律意义上的“罪”或许存在,但“罚”却难以施加。
叶晨从未指望用监狱的铁窗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