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2章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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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齐国的二百万僧众，本身就是旧魏时代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虽然随孝武帝入关中走了一批，但高欢高洋后来借助佛教造势，又增加了不少僧侣，实际上僧人的总体数量还是在二三百万之间。
    至于为什么法上说僧尼应在五十万数内，则是因为这五十万乃是持有度牒、登记在官方册子上、国家承认其编制的正式僧人；
    其余大量未被官方登记、逃避赋税徭役的私度僧，则遍布民野，占据了大多数，数量约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其中至少有三十万是青壮劳动力，而受到他们影响、逃避赋役的百姓，则更多出数倍。
    北朝僧人私度的现象极为普遍，后期的魏廷也难以遏制，实际上邺都城中有挂靠单位的见住僧尼仅有八万，其余大多数是私度僧，而古代王朝对户籍的控制力不仅比现代薄弱，还要和各地豪强世家争夺流民归属，清查户籍就是动了他们的大蛋糕，更不用说在国家推崇佛教的情况下还要把手伸向有助于统治阶级的佛寺；
    高澄辛苦数年，也才清查出六十万的隐匿人口，就这还被勋贵们唠了一辈子，幸好他这一辈子不长，二十九年就走完了，接班的高洋需要佛教给他镀金背书、认证佛王，靠法上等高僧为他建立高众生一等的神威，当然更不可能下令情理全国各地的私度僧。
    因此僧人们习惯了皇权对他们的迁就和包容，上层政治的争斗再凶猛，也很难影响到齐国广阔领土上的诸僧，何况齐国立国的根基薄弱，需要宗教扶持，因此法上等人才敢在皇帝太子与太后诸王争斗的时候作壁上观，选择赢的一方下注。
    然而正如佛教内部各自有不同的信仰，佛门也根据寺庙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宗派和理念，法上统帅东国僧众二十年，在地位崇高的同时，也受到挑战者的敌视，七帝寺、妙胜寺、云龙寺对于把合水寺从佛门盟主宝座上扯下来的事情十分感兴趣；
    投注太子成功后，这些寺庙便在新势力中扎下根基，比如李才人就和妙胜寺关系密切、云龙寺的武僧随天策府军出征，七帝寺的僧人也常与文林馆士举办诗会，各寺皆开始活动，在新至尊的扶持下冲击合水寺的地位。
    上不得新帝的欢心，下有重重挑战者，内外夹击，形势严峻，法上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依附新生之皇权，以免在自己圆寂以后，整个合水寺和【南道地论宗】都受到排挤——
    法上的师傅是慧光，法上、僧范、道凭等人承慧光之地论学说，主张阿梨耶识为净识，佛性本有，以真如、法身等概念诠释佛性，探讨其体用、隐显关系，即现常说，与北道系主张佛性始起的当常说对立。
    后来道凭的四传弟子智俨在慧光的别教一乘说、无尽缘起说及十地中六相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华严宗】，是教义“六相圆融”的直接来源；
    华严宗以《华严经》立宗，宣说“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不过以后世的佛派成就来涵盖先人就有点难绷了，而且后人所立的华严宗与唯识理论最终将南道地论宗的学说吸收，导致地论宗独立传承断绝，所以对法上和其宗门子弟较为精准的称呼，还得是“南道地论宗”。
    而除了地论宗以外，诸多佛教派别都在东魏至齐间发展，奠定在隋唐兴盛的基础，较为知名的就有昙鸾开创的【净土宗】，不仅是唐时大派，还风靡到了日本，在二十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做了调查报告，彼时的净土佛教共有寺庙三万所，信徒则有两千万之多，足见净土宗的影响。
    同时还有慧文所奠基的【天台宗】，菩提达摩弟子慧可所创立的【禅宗】，都在东魏时期蓬勃发展，甚至在某段时期内“数过于正户”，僧人之数居然比正经纳税的国家户籍平民还要多！
    由于佛教发展太过兴旺，寺庙经济间接削弱了部分世家豪门的庄园经济，反倒逼出了不少儒者士人对佛教的反对和排挤；
    而因为神明不灭是佛法之根本义，所以这些反佛士人的口径便是反对“神明不灭论”，北齐文坛领袖、高殷的太子少师、太常卿邢邵便是这个时期走在最前端的无神论者、反佛斗士，曾和杜弼就有关“人死神灭”的观点对线过。
    杜弼认为人死神存，而邢邵一剑封喉，言“若如此，神便永恒不灭，周公孔子丧亲就不应该感到痛苦，反倒要鼓盆作歌”，直接把杜弼整不会了。
    北齐虽然崇佛，但也有极端反佛势力，就像无论哪个国家的方向盘都能向左右打转，虽说高殷不能绝杀整个佛教，但把佛教分出派别，拉一派打一派、甚至于灭其中一派，问题都是不大的；
    法上的崇高地位是与高氏从东魏至今的数十年合作，才逐渐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学说上并不比其他学说强势多少——都是辩经嘛，都靠这个混饭吃的，谁还不会，无非皇帝撑腰，让你地论宗起来了——
    正如太子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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