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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接下来的话就有些重了,可以说直指要害。
士绅给地方官吏贿赂银子,把自家田地隐瞒下来、漏报,然后分摊当年赋税时,就把赋税瘫在小民田地上。
正儿八经的官员自然看不上,都是出自下面小吏之手。
但他们却并非不知,毕竟一年年境内田地减少,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田地清丈完了,就剩下最后两三个省,虽然未全部完成上报,但分阶段报上来的数字,也是大体上都完成,算是功德圆满。
可是接下来就是如何选择,是按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税制征收田赋,亦或者按照由其定下的税基=摊派赋税。
张居正终于把话引回正题上,到底是按照每亩田地五升粮税征收,还是按照2950万石粮税的税基进行摊派。
严格说起来,两者都是朱元璋定下来的,只不过其中的先后顺序是先有了2950万石粮税,后才定下官田五升,民田三升的规定。
“汝默,按照如今清丈后的田亩,粮税能超过四千万石吗?”
魏广德忽然问道。
他没要数据核算过,但相信申时行肯定根据各地的定额进行过测算。
毕竟,田地不是统一一个标准征税,分官田、民田,还有几个州府征收重赋,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大约四千一百万石。”
果然,听到魏广德的问话,申时行马上就说道。
魏广德点点头,看来传言的可信度很高,应该是掌握数字的官员参与其中。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早晚也都是要公开的。
“我大明之前备受财政困窘之苦,既然有增加财税的机会,当不应放弃。
何况据我所知,我大明田赋本就相对较轻,民田堪比前元。
如果以太祖定下税基摊派,怕是民田只用缴两升就够了,这也太轻了。
过轻,似乎也不利于百姓精耕细作,怕是反倒产量。”
这个问题,魏广德前段时间听到消息后就思考过。
税这个东西,重了不行,过轻了也不行,得适中方可。
“藏富于民不好吗?何况魏阁老所说怕百姓不精耕细作,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猜想,当不得真。”
张四维马上就反驳道。
他家虽然是商人世家,可也有不少田地,现在对外都自称地主,他当然希望田赋轻点。
已经把土地交出来了,田赋轻点就能少缴税,何乐而不为。
“子维还记得前朝旧事,前元税轻,可结果如何?”
魏广德笑道。
“那不一样,前元虽然税轻,可徭役重啊。”
张四维马上反驳道,说出蒙元倒台的原因。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中,元朝税率是最轻的,即便考虑其把人分了三六九等,但摊薄下来,每亩田地收粮税三升,真的没有再便宜的了。
唐朝都收一斗,元朝都是打三折收税。
可以说,单从税收角度,蒙元以宽容治天下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明朝修订的《元史卷五十八》也记载: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明末史学家谈迁云也记载道:“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
......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由此可见,明朝人自己都认为明税重,羡慕前元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
甚至,连创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都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概因为太过宽容而失去天下”。
在其所著《皇明宝训》中载,“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严格说起来明朝税轻,轻在商税,是商人喜欢大明。
别觉得南宋是不是应该最为商人钟爱,毕竟政治环境支持经商,实则不然。
宋朝中商贾,但对商贾征税极重,而且宋朝插手商业活动,往往都是依靠政治权利垄断上层利益,商人只能分食下层蛋糕。
宋、元都不禁海,都支持商贸,但官府垄断了各种关乎于民生的产业,甚至是官府还直接参与了航海、丝绸、茶叶、瓷器、酒类等等商业之中。
特别是元朝,不仅仅是皇帝,还包括其他封君、地方官员,都有自己的“斡脱商”。
这些“斡脱商”不仅仅掌握了工匠、土地等第一手资源,他们还参与到放贷业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