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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司礼监增设“掌印太监”一职，负责掌管宫廷文书印信，同时开始涉足图书抄写事务。
当时朝廷需要大量抄写儒家经典、宫廷档案，而外廷翰林院官员难以随时应召，司礼监宦官因常年在宫中值守，逐渐承担起这一任务。
于是到了宣德年间，宣宗在内廷设立“内书堂”，选拔十岁左右的聪慧宦官入学，由翰林院官员教授读书写字。
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司礼监的人员构成，一批具备文化素养的宦官逐渐成长起来。
宣德年间，司礼监正式设立“经厂库”，专门负责图书的刊印、校对与收藏，配备了专职的刻字匠、刷印匠、装订匠等工匠，最多时工匠人数达千人之多。
此时的司礼监出版已初具规模，刊印的图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用于宫廷教育和赏赐官员。
这些书籍刊印精良，用纸考究，被后世称为“经厂本”。
与外廷国子监、礼部刊印的书籍不同，经厂本多采用大号字体，行距疏朗，印刷清晰，更适合宫中长辈阅读和远距离观览，形成了独特的出版风格。
此时的司礼监，已经成为大明朝最大的出版机构，规模远超民间书局。
同时也因为有了内书堂，为内廷源源不断培养出识文断字的人才，让内廷有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司礼监逐渐有了一个规矩，那就是非内书堂出身不得入司礼监。
就和前朝非翰林不得入内阁一样，虽然这个规矩并非绝对，就比如天启年间魏忠贤就非内书堂出身，也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仅差一步就能做到内廷提督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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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量的优秀人才汇聚司礼监，也让这里逐渐成为皇帝倚重的衙门，并把批红权转交到司礼监。
那时候，明朝内阁处理的奏疏，曾经大部分都由司礼监太监经手批阅，只有少量被认为重要的奏疏，才会由皇帝亲自批阅。
据说，面对每日巨大的奏疏，皇帝每天仅批阅数份。
这也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都权势滔天的原因，皇帝懒惰，不愿意过多看奏疏，权力可不就落到太监手里。
当然，遇到权利欲望重的皇帝，比如嘉靖皇帝，每日也会多看许多，特别是重要奏疏，嘉靖皇帝都是一件不落的看过。
毕竟，对奏疏的决定权，可是皇权象征。
司礼监又有批奏权，又有出书的权利，所以明朝此时的司礼监拥有各种印章十余枚。
除代表皇帝的玉玺外，这些普通印章就放在司礼监里随时取用。
因司礼监提督太监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又有批红大权在手，司礼监遂成为内廷第一衙门。
至于明朝印章，此时已经多达二十四枚之多。
除皇帝奉天之宝等少数印章收归尚宝监保管外，大部分平时需要使用的，特别是广运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等，就常年放在司礼监。
这些印章主要是司礼监出版图书所用，做为内廷最有权势的衙门，尚宝监有时候也不得不低头。
玉玺，从秦朝的六玺到唐朝的八宝，再到北宋九宝和南宋的十一宝，数量都是不断增加的，功能也更加细分。
而到了大明朝，此时已经有二十四宝，分别有各自的用途。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传国玉玺”，实际上并不在皇帝之宝中，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传国玉玺并非用来下诏书使用，这也是至今传国玉玺只知道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却从未发现有印章出世的原因。
这么多的皇帝印章，平时偶有疏漏也就说得通了。
只不过，张宏知道以后不能在这样了。
于是，他很快叫来尚宝监太监，说道：“陈公公外出公干，尚宝监本就在你管辖内，就更不容出错。
前些时日，因为司礼监从你那里领取了印章，要悉数收回，妥善保存。
一切按制，凡用宝玺，一律出揭帖再领取，绝不得再私自带出。”
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元宵，内廷里太监也是要过节的，因此司礼监积压了不少文书，需要使用奉天之宝、亲亲之宝、广运之宝、天子行宝等印玺，故而大量印玺落在司礼监未及时收回。
这些印玺，都是正旦前后郊祀及祭祀天地活动，或宗室文书，或宫中赏赐等所用印玺。
每到年初，这些活动集中进行，都是司礼监发文，故而尚宝监的印玺就直接暂存在司礼监内使用。
说起来，其实也不算多重要的印玺，只要不是制诰之宝和敕命之宝、皇帝信宝这些特殊用途的印玺。
其中制诰之宝和敕命之宝容易理解，但皇帝信宝是皇帝征调兵马所用，这才是非常紧要的印玺，尚宝监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