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广州火车站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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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烙点饼，路上吃，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看不见了，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她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晃动。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一定会很伤心吧？他不敢想，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他没有钱，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
    他想起父亲。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说了一句：“到了拍个电报回来。”就走了。没有送到车站，没有挥手，没有多余的嘱咐。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步子不快不慢，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但陈建军知道，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布满了老茧，粗糙得像树皮，那八十块钱，里面也有父亲的血汗。他对不起父亲的期盼，对不起母亲的叮嘱。
    他想起阿强。阿强在樟木头的玩具厂打工，去年过年的时候回了老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广州好赚钱，你跟我一起去，我罩着你”；阿强说到了广州给他打电话，他去车站接。可是他没有阿强的电话号码——阿强信上写了，他把那张信纸放在衣服口袋里，和碎纸片一起。他摸了摸口袋，信纸还在，碎纸片也还在。他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是阿强歪歪扭扭的字：“建军，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号码是……”号码是0769-xxxxxx。
    他没有电话可以打。九十年代的广州，公用电话虽然有，但大多在小卖部、邮电所，打电话要花钱，一分钟几毛钱，他连一毛钱都没有。他看着那张信纸，心里又酸又涩，明明离阿强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钱，连联系他的资格都没有。要是阿强在身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心里充满了无助。
    他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口袋。碎纸片也塞回去，贴着心口——那是他的录取通知书，是他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希望，却被他不小心撕碎了，就像他此刻的梦想，被现实狠狠打碎，却又舍不得丢弃。他想起自己为了考大学，每天熬夜苦读，想起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的笑容，想起自己撕碎通知书时的绝望，再看看现在的自己，钱没了，梦想碎了，连方向都没了，他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一无所有。
    他就这样蹲了很久，周围的人群像河水一样流过，没有人看他一眼。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每天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有人丢了钱，有人丢了行李，有人被骗，大家早已见怪不怪，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行程，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一个陌生人的悲伤。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从他面前走过去，高跟鞋踩得咯噔咯噔响，她的影子从他身上扫过去，又消失了，她穿着时髦，和周围的务工者格格不入，大概是本地人，或是来广州出差的；一个老头挑着两筐橘子从他旁边经过，橘子散发出一种甜腻的气味，他的胃突然痉挛了一下——他已经快一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了，在火车上只啃了半个烙饼，此刻又急又饿，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疼。
    他从袋子里翻出剩下的烙饼，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烙饼已经有些馊了，面皮发黏，带着一股酸味，他嚼了几下，咽下去了。然后把剩下的烙饼重新包好，塞回袋子——这是他唯一的食物了，不能浪费，他不知道接下来还要饿多久，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
    他站起身，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阵发黑，他扶着墙站了几秒钟，等那阵眩晕过去。心里的绝望渐渐褪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甘——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钱没了，可以再赚；梦想碎了，可以再拼；找不到阿强，可以慢慢找。他不能就这么被打败，他还有父母要赡养，还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不能让那些扒手得逞，不能让父母失望。
    他把蛇皮袋重新扎好，拎起来，朝候车室外面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知道，樟木头还在南边，阿强还在樟木头等他。八十块钱没了，但人还在，腿还在，手还在，他还能干活，还能赚钱，还能重新攒钱，还能找到阿强，还能让父母放心。
    他走下楼梯，穿过广场，走到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马路边，一棵歪脖子榕树下面。
    榕树的枝叶很茂盛，遮住了一部分毒辣的太阳，这是他在这片杂乱的广场上，找到的唯一一处阴凉。他把蛇皮袋放在地上，靠着树干坐下来。
    广州的太阳毒辣，树叶筛下来的光斑落在他的脸上、胳膊上，明晃晃的，像碎掉的镜子。远处有人吵架，粤语骂来骂去，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只能隐约感觉到他们的愤怒；更远的地方，广州火车站的大钟楼顶上，那面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钟摆滴答滴答地转动，像是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喧嚣与无奈。马路对面，依旧是密密麻麻的地摊和人群，卖暂住证的、拉客的、乞讨的，依旧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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