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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251章平衡(第1/2页)
韩阳在涿州城下那场“擅自”出击的小胜，如同一颗投入早已浑浊不堪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虽不甚大，却精准地漾及了池塘各处看似平静的水面，让水下潜藏的暗流与博弈，骤然清晰、激烈了几分。
消息以不同的渠道和表述，几乎同时送达了几个关键之处：紫禁城文华殿崇祯皇帝的御案，宣大总督卢象升位于保定前线危机四伏的行辕，以及内阁首辅杨嗣昌在京城府邸那间温暖如春、却气氛凝重的书房。
在崇祯皇帝看来，这份战报充满了矛盾与纠结。韩阳再次证明了其“敢战”、“能战”，以区区残兵，竟能突袭得手，毙伤虏骑数十，这在他接到的尽是败退、失地、求援的奏章中，显得格外刺眼，也带来一丝微弱却实在的慰藉——看，大明还有如此悍将！
然而，“擅专”、“不奉号令”这几个字，又像毒刺，深深扎入他猜忌多疑的内心。韩阳的辩解“见百姓遭难，义愤出击”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崇祯深知边将跋扈的前车之鉴。
此人能用，但必须牢牢套上缰绳，否则今日可“义愤”出击，他日就可能“义愤”做其他事情。如何用？
用到何种程度？
给予多大权柄？这道难题再次摆在了崇祯面前，让他本就因国事糜烂而焦头烂额的思绪，更添烦躁。
卢象升接到杨副将转呈和私下渠道送来的消息，则是忧喜参半。
喜的是韩阳果然未在软禁中消沉，反而抓住机会再次展现锋芒，证明了自己当初力保的眼光没错，此子确是可造之材，亦是抗虏急需的尖刀。忧的是韩阳此举无疑又给了杨嗣昌一党攻讦的口实，将他卢象升也置于“纵容部将、尾大不掉”的嫌疑之地。
眼下他与清军主力在保定一线僵持，压力巨大，朝廷粮饷援兵迟迟不至，反而要分心应对来自后方的掣肘。
他在给皇帝的密奏中，不得不再次为韩阳陈情，强调其“忠勇可用，小疵不掩大瑜”，建议“责令其戴罪图功，归于臣之节制，以观后效”，试图将韩阳重新纳入自己麾下，既是用人，也是保护。
而在杨嗣昌的书房里，关于韩阳的这份最新“材料”，则成了他与心腹议事的焦点之一。
“元辅，韩阳此子，桀骜不驯，已现端倪！”一名御史出身的幕僚愤然道，“前有擅开武库、强征京营之举，今又无令出战，虽有小胜，然此风断不可长！
若边镇将领皆效仿此例，视朝廷法度为无物，则国将不国！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下官以为，当借此机会，严加申饬，甚至可夺其职，押送京师问罪，以正国法！”
另一名更为老成的幕僚则捻须沉吟：“话虽如此，然其确有所斩获，正值虏骑猖獗、人心惶惶之际，若严惩有功之将，恐寒了前线将士之心，亦予卢象升等人口实。皇上态度，似乎也……”
杨嗣昌端坐主位，面容清癯，目光沉静，看不出喜怒。他轻轻放下茶盏，缓缓道：“韩阳，一柄刀而已。锋利，但难握。卢象升想握，皇上……也想用，又不敢放心用。”
他顿了顿，继续道：“当前第一要务，仍是剿寇。洪亨九、孙白谷在河南、湖广与流寇激战正酣，急需朝廷全力支持，粮饷、权威，一丝也不能分薄。
北虏虽烈，然其志在掳掠，终要北返。而流寇若成气候，则动摇国本。此轻重缓急，不可不察。”
“元辅的意思是……”幕僚试探。
“韩阳此子，可用，但需置于绝对可控之地，绝不可再予其实权，尤其是独立统兵之权。”
杨嗣昌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其在涿州所为，正说明此人绝非甘于寂寞之辈。放在卢象升麾下，以卢之刚烈，二者相加，恐生事端，亦会分走本应用于剿寇的粮饷心力。不若……将其调离北线。”
“调离？调往何处？”
“东南。”杨嗣昌吐出一个词，“漕运总督张国维处，正缺得力武将押运漕粮，剿抚沿河水匪。
此地远离虏骑，无仗可打，却又关系朝廷命脉，需谨慎小心之人。
将韩阳调任漕运参将，明升其官，实夺其兵，置于文官督抚眼皮之下，用其勇力于押运护航琐事，既可示朝廷不吝封赏，又可绝其再立边功、坐大之可能。且东南富庶，远离中枢，亦可慢慢消磨其锐气。”
此计可谓老辣。将一柄渴望战阵杀敌的利刀，调去押运粮船，对付水匪，如同将猛虎关进精致的笼子，每天只给些小鱼小虾。既体现了朝廷的“恩典”，又彻底解除了其威胁，还将其与卢象升及其旧部隔离开来。
“然则，皇上会同意吗？卢象升恐怕也会力争。”幕僚问。
“皇上所求，无非是边镇安稳，不再生事。”杨嗣昌淡淡道，“卢象升自身难保，清军主力压境，他若再为韩阳之事与朝廷激烈争执，只会让皇上觉得他不知轻重，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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