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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深夜急电(第1/2页)
印度洋的夜，黑得纯粹。
只有星光和“光复号”自身的航行灯在无边的海面上划出孤独的光带。舰桥内，仪表盘发出幽绿的荧光，指针规律地颤抖。值更官林海站在海图桌前，手里端着半凉的咖啡，眼睛盯着代表航向的那条铅笔线。
“航向120，航速18节，风力三级，海况平静。”他低声对身边的航海士说，“照这个速度，明天中午能到科伦坡外围。”
航海士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陈启明，三个月前刚从技术学校毕业。“长官，英国人真的会让我们进港吗？”
“大统领说了，他们会让的。”林海喝了口咖啡，“不让，我们就停在主航道外面，让所有进出港的船都看看。英国人算得清这笔账——”
话音未落，通讯室的铁门被猛地推开。
通讯兵王小华冲了出来，手里捏着一张刚译好的电报纸。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白得吓人，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王小华？”林海皱眉，“什么情况？”
王小华把电报纸塞到他手里，转身扶着舱壁，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
林海低头看去。
电文很短，只有三行。用的是“龙睛”网络最高密级的编码格式，译出来的每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钉，烫进他的眼睛：
【南洋-7急电】
爪哇巴达维亚，今晨六时。荷兰军警镇压华人商户抗议，开枪。
已确认死者四十七人，伤者逾百。尸体堆积码头，血流成渠。
商会紧急求助，问：祖国何在？】
咖啡杯从林海手里滑落，在钢制地板上摔得粉碎。褐色的液体溅开，像极了电文里描述的血。
舰桥里所有人都转过头来。
“长官？”陈启明小心翼翼地靠近。
林海没回答。他的手指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过了足足十秒钟，他才抬起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立即通知舰长。全舰，进入二级戒备状态。”
“二级戒备？”陈启明愣了一下，“可是我们……”
“执行命令！”
林海几乎是吼出来的。年轻的航海士浑身一颤，转身冲向传声筒。警铃声随即响起，短促而尖锐，在深夜的舰体内回荡。
李特在舰长室里和衣而卧。
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指挥，加上与英国舰队那场漫长的心理对峙，让这个舰长筋疲力尽。但他睡得很浅——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随时准备被叫醒。
所以当警铃响起第三声时，他已经坐了起来，双脚踩进靴子。
“报告！”
林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
“进。”
门开了。林海走进来，手里拿着那张电报纸。他甚至没有敬礼，直接把它递到李特面前。
“爪哇出事了。”林海的声音很轻，“荷兰人……开枪了。”
李特接过电文。
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第一遍，他又看了第二遍。然后他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灯光里深不见底。
“消息核实了吗？”
“‘龙睛’南洋-7发出的，密级最高。”林海说，“他们不会在这种事上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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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点点头。他走到舷窗前，推开厚重的防弹玻璃。湿热的海风灌进来，带着咸腥味。远处，“无畏号”的航行灯还在视野里，像一只固执的眼睛。
“我们离爪哇多远？”他问，声音平静得可怕。
林海迅速心算：“当前位置北纬8度，东经72度。到巴达维亚……全速航行需要大约五十六小时。如果现在转向，航向调整到165度，航速提到30节，可以压缩到五十小时以内。”
“五十小时。”李特重复这个数字，“五十小时，够荷兰人杀多少人？”
林海没敢接话。
李特转过身。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林海看到，舰长握紧的拳头在微微发抖——那是极度压抑愤怒的表现。
“通知轮机舱，”李特说，“航向调整到165度，航速提到25节。但先不要全速，等我命令。”
“舰长，我们要去爪哇？”林海的声音里有一丝犹豫，“可是大统领的命令是绕道科伦坡、亚丁，展示存在后返航。擅自变更计划……”
“所以我不是擅自变更。”李特打断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拿出密码本和电报纸，“我会向迪拜请示。但在那之前，我要先做好一切准备。”
他提笔开始书写电文。钢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致迪拜指挥部，密级绝密。
我舰于03:17收到南洋-7急电：爪哇巴达维亚发生荷兰军警屠杀华人事件，已确认死亡四十七人，伤者过百。现场情况危急，侨胞求援。
我舰现位于北纬8度12分，东经72度34分。若全速前进，可在五十小时内抵达爪哇海域。
请示：是否变更原定航行计划，前往爪哇护侨？
此事务关重大，请大统领速决。
附：个人意见——见死不救，恐寒三十万侨胞之心；然擅自行动，或乱全局之谋。两难之间，请大统领定夺。
李特，03:25】
写完，他把电文递给林海：“立刻发出去。用一号密码，最高优先级。”
“是！”
林海接过电文，转身要走，又被李特叫住。
“等等。”李特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发完电报后，通知所有部门主管，十五分钟后在会议室开会。另外……让厨房准备热食和咖啡，今晚没人能睡了。”
“明白。”
林海离开后，李特重新走到舷窗前。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
四十七个死者。
他想起多年前，自己还在新加坡码头上扛包。那天下午，一个英国工头说华人劳工偷了货，要搜身。一个叫老陈的工友抗议了几句，被工头用铁棍砸在头上，当场就不行了。血从老陈的耳朵、鼻子、嘴巴里流出来，在地上积了一滩。
周围几十个华人劳工，没人敢动。
李特也不敢。他只能看着，看着老陈的眼睛渐渐失去神采，看着那个英国工头啐了口唾沫，骂骂咧咧地走开。那天晚上，他躲在棚屋里哭了——不是为老陈，是为自己的懦弱。
“这一次，”他对着窗外的黑暗，轻声说，“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