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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远最近没有休息。他坐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那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厚厚一摞资料——各地寄来的调研报告、统计局印发的内部数据、手写的谈话记录、剪贴的报纸文章。
他在写那份关于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报告。
难。太难了。
他从小受的教育告诉他，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计划是神圣的，一切脱离计划的物资流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
但他在各地看到的现实是：计划根本覆盖不了所有需求。农民需要化肥，工厂需要原料，老百姓需要生活用品——计划内的供应永远差一口气。这一口气，谁给补上？谁补上了，就是谁在“搞资本主义”。
可如果不让补，那一口气就可能憋死人。
他想起上周在通县看到的那个展销会。那些电视机、摩托车、水泥、钢材……它们从哪里来？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工厂生产的，是农民种出来的，是本来就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物资。只是因为计划没有给它们“名分”，它们就只能在地下流通。
这是谁的错？
周明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敲门声响起。他应了一声，进来的是中心副主任李兆年。
“明远，还在加班？”李兆年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他在中心分管理论研究，对周明远颇为器重。
“李主任，您怎么也没休息？”
“年纪大了，觉少。”李兆年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周明远：“李主任，我遇到一个难题。”
“说说。”
“我在想，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这些‘计划外流通’？”周明远艰难地组织着语言，“是把它看作必须打击的违法行为，还是看作……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
李兆年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夜色中的长安街路灯通明，偶尔有汽车驶过。
“明远，”老人缓缓开口，“你今年四十五了吧？”
“是。”
“我四十五岁的时候，正在五七干校养猪。”李兆年笑了笑，语气平淡，“在那之前，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年里，我参与制定过无数个‘计划’，粮、棉、油、钢、煤、电……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测算，每一个指标都层层分解。我们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以为有了计划，国家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他顿了顿：“然后三年困难时期来了。然后十年动乱来了。然后我发现，我算的那些数字，在饥饿面前，一文不值。”
周明远屏住呼吸。他知道李兆年是“解放干部”，1975年才恢复工作，但老人从不主动提起那段经历。
“所以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遍。”李兆年转过头来，“我的答案是：不要用既有的理论去裁剪现实，要让现实去修正理论。中国的老百姓不傻，他们知道什么能活命，什么能过好日子。我们能做的，是观察他们怎么走，然后为他们铺好路。”
他站起来，拍了拍周明远的肩：“报告该写写，该批评的批评，该建议的建议。但记住一条：对事不对人，提制度不提个人。这条路还长，别把自己折进去。”
走了。周明远打开笔记本，写下几个字：
“承认生长的合法性。”
第二天，林婉整理了整理果酱，拿出红纸，裁成细长条，在每个瓶盖上贴一小块，用毛笔写上“陈家果酱”四个字——这是陈曦写的，字迹好看。
“妈，您这是要开店啊？”陈曦看着摆了半桌子的瓶瓶罐罐，忍不住笑。
“开什么店，送人的。”林婉把瓶子一个个放进竹篮，“这瓶给吴老师家，上次回赠的山楂糕，人家是用了心的。这瓶给张师傅家，他帮定邦修过自行车。这瓶给李编辑家，她送你的杂志得记人情……”
每一瓶都有去处，每一份人情都记在心里。
陈曦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妈，您记这么多人情，累不累？”
林婉：“累什么？人情不是账本，记着不是为了还，是为了心里有数。”
“什么数？”
“谁对咱好，谁对咱冷。”林婉把最后一瓶果酱放进篮子，“记清楚了，以后人家有事，咱该怎么帮就怎么帮，绝不躲；人家不来往了，咱也不上赶着。这是分寸。”
陈曦沉默了。她想起自己在学校的人际交往——和室友相处，和同学交往，和老师请教。她似乎从没想过这些“分寸”问题，只凭直觉行事。
“妈，您怎么学会这些的？”
林婉：“跟你奶奶学的。”
“你奶奶年轻的时候，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