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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五点半
陈飞已经穿戴整齐，站在院子里检查汽车轮胎，准备要亲自送孩子们去考场。
“爸，其实我们可以骑自行车去。”陈曦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走出来，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眼睛。
“今天不行。”陈飞拉开车门，“天冷，路滑，要保存体力。上车吧，你妈和定邦呢？”
“来了来了。”林婉出来，身后跟着陈定邦。二十二岁的青年今天特意穿了件新的蓝布中山装——是林婉给他做的。他手里攥着挎包，里面装着准考证、钢笔、铅笔、橡皮。
车子缓缓驶出胡同。越靠近考点，路上的行人自行车越多——都是赶考的青年和送考的家人。有人边走边背着什么，有人默默走着，有人三五成群低声交谈。
陈飞从后视镜里看到，陈定邦一直望着窗外。
考点设在东城区的一所中学。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陈飞把车停在两条街外，一家人步行过去。
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撼。校门口的铁门还没开，门外已经聚集了上千人。有十七八岁的应届生，也有三十岁的老三届；有穿军装的复员军人，有穿着工装的工人，有衣着朴素显然来自农村的青年。有人捧着书本在做最后的复习，有人闭目养神，有人紧张地来回踱步。
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考生——他们看上去四十多岁了，戴着厚厚的眼镜，手里拿着的复习资料都被翻烂了边角。
“那是王叔叔吧？”陈曦小声说，指着其中一个，“住咱们胡同西头的，听说他六五年高中毕业，等了十二年……”
林婉握紧女儿的手：“十二年。一个人的青春有几个十二年？”
校门终于开了。考生们开始排队进场，查验准考证。队伍移动得很慢，因为每个人都要仔细核对。
陈飞一家人站在人群外围。陈曦和定邦已经排到了队伍里，相隔十几个人。
“爸，妈，我进去了。”陈曦回头挥手，红围巾在晨风中格外鲜艳。
“你们好好考，正常发挥就行！”林婉喊着。
陈定邦没说什么，深深看了陈飞和林婉一眼，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校门。
铁门缓缓关上，把考生和送考的人群隔开。但没有人离开，大家都静静地站在门外，仿佛这样就能给里面的亲人传递力量。
陈飞看了看表：七点四十分。第一科政治，八点半开考。
“咱们找个地方等吧。”他说。
“不，我就在这儿等。”林婉固执地说，“我答应了孩子们，要在外面等他们出来。”
校门口不远处有个卖烤红薯(烤地瓜)的小摊。炉子里的炭火烧得正旺，红薯在铁架上烤得滋滋作响，甜香飘出老远。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大爷，一边翻着红薯一边念叨：“今儿个考生多，得多烤点。孩子们考完出来，吃口热乎的，暖心。”
陈飞买了两个大的，用旧报纸包着，抱在怀里暖手。回到校门口时，他看到林婉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望着教学楼的方向。
八点半，考试的铃声准时响起。校门外的人群骚动了一下，随即又安静下来。
等待开始了。
考场里，陈曦找到自己的座位——第三排靠窗。教室里没有暖气，窗户的缝隙用旧报纸糊着，但冷风还是丝丝地钻进来。她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把准考证放在桌角。
监考老师是两个中年女教师，表情严肃。她们仔细检查了每个考生的准考证，又宣读了考场纪律。
试卷发下来了。陈曦先浏览了一遍题目。政治卷，第一部分是时事政治，关于党的十一大精神、关于揭批“四人帮”、关于四个现代化……这些内容她太熟悉了，父亲书房的报纸和文件，她这些年一直跟着看。
她开始答题，钢笔在试卷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斜前方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考生，她写字的手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激动。右边是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肩章已经摘了，但坐姿依然笔挺。
陈曦忽然想起父亲昨晚说的话：“你们这代人走进考场，承载的不只是自己的梦想，还有这个国家中断了十年的希望。”
笔尖顿了顿，她继续写下去。
另一间教室里，陈定邦遇到了麻烦。
他的座位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风最大。手冻得有些不听使唤，第一道大题答到一半，钢笔没水了。他赶紧换备用笔，却发现备用笔也写不出字——天太冷，墨水冻住了。
监考老师注意到了他的窘迫，轻轻走过来，把自己的钢笔递给他：“用我的。”
那支英雄牌钢笔，笔身已经磨得发亮，显然用了很多年。陈定邦愣了愣，接过笔，低声说：“谢谢老师。”
“别紧张，慢慢写。”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走回讲台。
陈定邦握紧那支还带着体温的钢笔，忽然觉得眼睛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