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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建房，政治上也说得过去——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体现。
“好！”陈飞拍板，“就这么办！成立建房小组，刘工任组长，郑教授、秦工做技术指导。咱们自己动手，建一批土坯房！”
消息传开，中心沸腾了。有房的盼着改善，没房的盼着分到。但问题来了：建多少？分给谁？怎么分？
这次陈飞学聪明了。他先让周明娟制定分配原则，然后张榜公布，征求意见。
原则有三条：
第一，按需分配。优先解决人均居住面积不足三平米的家庭，优先解决有老人、孩子的家庭。
第二，贡献优先。在中心工作中表现突出、贡献大的职工，适当照顾。
第三，统筹兼顾。新老职工要平衡，下放人员也要适当安排，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单独成户，要分散安置。
第三条最微妙。直接给下放人员分房，政治风险太大。陈飞想了个折中办法：让下放人员中的技术人员以“技术骨干”名义，与老职工合住。比如秦书衡，可以安排与刘志强家同院；郑教授，可以安排与李振华教授为邻。这样既解决了住房，又符合“与群众结合”的要求。
方案公布后，反响热烈。大多数职工表示理解支持，但也有不同声音。
“凭什么给那些‘黑五类’分房？他们住仓库就不错了！”
“就是！咱们贫下中农还没住好呢，倒先想着他们！”
这些议论，陈飞都听到了。他没急着反驳，而是让王秀英去做工作。
王秀英在家属院里威望高，她说话有人听。
“姐妹们，咱得讲道理。”她在妇女会上说，“秦工给咱们搞土壤检测，叶家媳妇帮食堂干活......这些人来了中心，没白吃饭，都出力了。现在他们没地方住，咱们能眼看着不管？”
“可他们是阶级敌人......”
“什么敌人不敌人的。”王秀英打断，“俺看他们就是落难的人。毛主席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咱们得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再说了，让他们住好点，身体好了，才能更好为咱们中心出力不是？”
朴实的道理，朴实的语言，慢慢说服了大多数人。
三月十五，建房工程正式启动。
刘志强带领机械厂的工人，在选定的三块空地上平整地基。郑教授和秦书衡负责技术指导——郑教授懂建筑结构，秦书衡会计算用料。
第一步是打土坯。选了试验田东边的一片碱土地，土质粘，适合打坯。刘志强设计了简易的土坯模子，一次能打四块。
打土坯是重体力活。男人们挖土、和泥、填模、夯实；妇女们负责运土、洒水、翻晒；孩子们也来帮忙，捡石子、递工具。
秦书衡从没干过这样的活。第一天，他抢着去和泥，结果泥水溅了一身，眼镜片上都是泥点。同组的老工人笑他：“秦工，您这书生身子，干不了这活儿。您去算算，一堵墙要多少土坯，这您在行。”
秦书衡推推眼镜，当真去算了。他拿个本子，测量墙高墙厚，计算土坯尺寸和用量，列出一张详细的用料表。
“刘工，您看。”他把表格递给刘志强，“按这个数据，咱们打土坯的效率能提高三成。”
刘志强：“秦工，您这脑子真好使！就按您说的办！”
从此，秦书衡成了“技术指导”。他不用干重活，但每天在工地上测量、计算、指导，忙得不亦乐乎。
郑教授负责更精细的工作：设计房屋结构，规划门窗位置，指导砌墙技巧。他画了很多草图，简单明了，工人们一看就懂。
“郑教授，这墙为什么这么砌？”一个年轻工人问。
“这样砌，墙更稳，受力更均匀。”郑教授耐心解释，“你看，土坯要错缝砌，像这样......每砌三层，要加一道拉结筋——没有钢筋，咱们就用红柳枝代替。”
“红柳枝行吗？”
“行。红柳柔韧，能拉住墙体，防止开裂。”
工人们按照郑教授的指导施工，果然砌出的墙又直又稳。大家对这个沉默的老人刮目相看。
叶小雨的妈妈被分在后勤组，负责给工地上的人送水送饭。她话不多，但手脚麻利，每天挑着两桶开水，走遍三个工地。看到谁累了，就递上一碗水；看到谁受伤了，就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简单的伤药，她自己采草药配的。
“叶家媳妇，你这药真管用。”一个扭伤手腕的工人说，“抹上就不那么疼了。”
“土方子，管用就好。”小雨妈低头说。
渐渐地，人们开始叫她“叶大姐”，而不是“那个下放人员的媳妇”。
建房进行到一半时，材料出现了问题。土坯够用，但椽子和芦苇不够。戈壁滩上的红柳虽然多，但也不能无限制砍伐。芦苇要到十几里外的河滩去打，费时费力。
陈飞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