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明文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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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是公元1842年秋天，民族英雄林则徐被清政府发配新疆，途经西安的时候给家人写下的一首临别诗。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诗人为国献身、虽死无悔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读者无不为之热血沸腾。
    林则徐这句诗，是有典故的。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8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颁布了“作丘赋”的政令。
    前面介绍过，丘是春秋时期的行政单位。所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则一丘约有一百五十名劳力。作丘赋即按丘提取军赋（服兵役和交税），除井田之外，卿大夫的私田也要纳入征收范围，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有充足的兵源。不难想象，国君对这一政策是支持的，卿大夫阶层则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意见闹得很大。有人公开发表侮辱子产的言论，说：“这个人的父亲死在路上，他本人还为虎作伥。颁布这样的命令，究竟想要把国家推向何方？”
    子产的父亲公子发死于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并非寿终正寝，所以说“死在路上”。拿这件事来骂子产，一则辱及先人，跟“我×你大爷”一样，是十分恶毒的；二则讽刺子产，你本人也是卿大夫，为什么忘了自己的阶级，去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这样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更有人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父亲公子发生前曾经这样批评子产：“你心高气傲，离群索居，一心忠于君主。君主贤明，或许能听得进你的话；君主不贤明，根本懒得睬你。君主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而你却已经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还将危及我这把老骨头。”这里所谓的群众，当然是指群臣，而不是那些在田间地头流汗的芸芸众生。
    反对“作丘赋”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大夫浑罕对子产说：“您没听到吗？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辱骂您哪！”
    “是吗？”子产淡淡地说，“既然推行新政，挨骂也在意料之中。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都会将生死置之度外（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竭尽全力去推行。死尚且不惧，挨几句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浑罕说：“可是他们实在是骂得太难听了。”
    子产说：“没关系，让他们骂吧。做好事的人不应该轻易改变他的想法，法令也不能朝令夕改，只有坚持才能够收到成效。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担心人家怎么说我？”
    浑罕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子产这样做的话，国氏（子产之父公子发字子国，即以国为氏）就危险了，肯定会是‘七穆’中第一个灭亡的。君子不顾情面来制定法令，必定导致贪婪；出于贪婪而制定法令，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浑罕还借题发挥，“姬姓诸国中，蔡国、曹国和滕国大概是要先灭亡的，因为它们靠近大国而不知礼仪；郑国将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靠近大国而不遵从先王的法令。政令不以先王之法为基础，全凭个人意志来决定，却不知道个人意志这东西，谁都有，谁都不相同，人人都各怀心思的话，又有谁会尊敬他这个执政呢？”
    浑罕的话说得有道理吗？当然有。无论是站在家族，还是站在维护执政统治的立场上，子产的新政都是对自己的背叛，于他本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新政则无疑是一剂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良药。由此可见，林则徐那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是对子产“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阐释。既然以国家为重，个人利益就只能放到一边，即便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也要说，对自己不利的事也要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浑罕的预测竟然全准。曹国灭亡于公元前487年，蔡国灭亡于公元前447年（期间一度被楚国所灭，后复国），滕国灭亡于公元前414年，郑国灭亡于公元前375年，而卫国则一直延续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公元前536年，子产又推出一项新举措——将郑国的刑法铸刻在大鼎上，并立于宫门之外，让来来往往的百姓看个明白，史称“铸刑书”或“铸刑鼎”。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其轰动程度不亚于扔下一颗原子弹。
    晋国的老学究、以博学而闻名的叔向听说这件事，专门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
    “原先我一直对您抱有希望，认为您是郑国的栋梁，现在看来我完全想错了。从前，我们的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断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互相争夺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干坏事，因此又用道义来教育，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引导，用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设立官职俸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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