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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进一步加剧了其身心疲惫程度。归根结底来说，高等院校里面担任科研岗位职务的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其实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那种打心底里渴望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个人真实能力水平，从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最大化，同时又不甘心于碌碌无为终此一生的类型人群。然而非常遗憾的现实状况却是，他们恰恰身处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相对比较单调乏味，缺乏多元性选择空间，而且行业内部相互间激烈残酷竞争异常白热化，但最终实际获得回报收益率却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的大环境大背景之下，犹如正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永远看不到尽头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一样，艰难困苦举步维艰……他们既要对抗内心对专业的完美主义追求，又要应付日益科层化的管理体系，还要承受外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误解。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从来不是什么清闲的避风港，而是一场对专业能力、心理承受力的长期修行，那些被圈外人羡慕的“福利”，不过是裹着糖衣的假象罢了。
除了科研人员，高校教师的困境，也让我深有感触。前几天，我的一个老同事，教古代文学的李教授，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诉说着他的焦虑与挣扎。他深耕先秦两汉文学领域几十年，今年却要同时扛起先秦两汉与明清两段文学史的教学重担。先秦两汉文学已是多年未系统讲授，知识框架、文本细节都需要重新梳理；而明清文学则体系庞大、材料纷繁，且并非他的主攻方向。这种两头兼顾的压力，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懂得。
但比备课压力更让他纠结的，是要不要把人工智能真正引入古代文学课堂。这些年，他始终关注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的融合，也一直在思考：AI到底能给传统文学教育带来什么？它可以快速梳理文献源流、比对不同版本注疏、还原古代文化场景、甚至辅助文本细读与思想分析。对学生而言，这不是投机取巧的工具，而是打开学术视野、提升研究效率的全新路径。他真心想把这套方法带进课堂，让学生跳出死记硬背，学会用新技术理解经典、研究经典。
可这份热情，一碰到现实就寸步难行。首先是绩点的枷锁。学生最核心的诉求，是期中、期末两次统考能拿到好看的分数。而统一命题、集中阅卷的规则，意味着教学必须高度贴合教学大纲、标准答案，至少要紧扣传统考点。因此，一旦他在课堂上加大AI应用、拓展思辨讨论、弱化机械背诵，很可能导致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吃亏。他不怕自己教学创新被质疑，却怕因为自己的尝试，影响了学生最在意的绩点，耽误评奖、保研、升学。这份责任，让他每一步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次是硬件的束缚。他们的教室限网，很多AI工具、在线数据库无法现场演示；而且，即使放开网络限制，但没有配套设备的支持，就连最基础的实时操作都难以实现。于是，他空有一套AI赋能古代文学的教学设计，却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想改革，没有环境；不改革，又不甘心守着旧模式，陷入学科倒退的危机。
事实上，比教学更紧迫的，是学术与职业的双重压力。他手头还压着两项关键任务：一是人工智能与古典学范式变革的系列论文，这是当前人文学术的前沿“预流”之作，一旦停下，就可能错过学术风口；二是受嘱托，必须在今年完成的《诸子学通史·明清名学史》书稿（20万字以上）撰写。真的是分量重、时间紧，且直接关系到科研绩效与职称晋升。这两项工作，任何一项松懈，都可能影响未来多年的职业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要为研究生设计人工智能与人文学术的通识课程。一边是本科生的统考绩点、课堂限制，一边是研究生的前沿培养、学术创新，两边都不能敷衍。关键是，教好了，是分内之事，难有额外认可；可一旦教不好，就不仅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更会陷入持续的精神内耗。
李教授的倾诉，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这些年，高校里那些身处传统文科、又试图拥抱新技术的教师，他们大多都在经历类似的挣扎。他们是守夜人，也是点灯人；既要传承古典的温度，又必须要开启未来的光明；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学科负责；既要对得起职业，又要对得起内心。没错，就是有这么多既要——又要！所以，他们很容易精神内耗，很容易在坚守与创新之间徘徊不定。
李教授说，他已经开始精神内耗了。想创新，却担忧会影响到学生们的成绩和学分；想要墨守成规，却清楚地意识到所教授的科目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却又因为各种紧急情况而被迫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想要积极接纳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却受到种种规章制度、硬件设施以及软件平台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实际上，他并非毫无头绪，对于如何将先进的科技手段与经典的文字作品、深邃的哲学思考完美融合在一起，并且赋予古老的文学形式新的生命力，他心中都有清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