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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转而将目光聚焦于那些表面光鲜亮丽却缺乏实际意义的指标之上，比如能够获得多少资金支持、成功摘取何种头衔以及建立起怎样的研究平台等等。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导致整个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严重偏差，原本应该注重成果质量与创新性的评价体系也渐渐失去了其公正性与客观性。
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分配也开始向那些所谓的“能人”（即善于拉到项目经费之人）倾斜，而非真正有实力且致力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学者身上。这样一来，那些一心扑在实验台上默默耕耘、不畏艰难险阻勇攀高峰的科学家反而成了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辛苦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相反，那些精于钻营之道、长袖善舞地周旋于各种利益关系之间并擅长自我吹嘘炒作的人却如鱼得水般游刃有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50章：我对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的看法(第2/2页)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势必会造成一种不良后果：优质人才因为无法忍受这恶劣的学术氛围纷纷选择离开这个行业或者另谋高就，留下来继续坚守岗位的往往都是些能力平平甚至名不副实之辈；而那些凭借着投机取巧手段上位的人则越发肆无忌惮，进一步加剧了学术风气的恶化程度。最终形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怕局面，使得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受到极大阻碍。
表面上看，这些成果似乎非常辉煌，但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专利数量也呈直线上升趋势，而项目经费更是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然而，真正能够开拓全新领域、提出创新性理论、改写经典教材以及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杰出成果却凤毛麟角。许多被称为“重大突破”的成就，往往只是在报告资料中经过巧妙粉饰后的华丽辞藻和精彩故事，或者是在评估会议上娴熟流利的陈述表演而已。它们与科学界的最前沿相距甚远，距离实际应用则更为遥远。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非要全盘否定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更无意否认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体制所具有的显著优越性。在追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尤其是在工程技术和应用研究等方面，有组织的科研确实可以展现出极高的工作效率，并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应该给予高度认可。不过，我们务必要保持头脑冷静：有组织的科研模式比较适合于跟随他人脚步前进或与之并肩齐驱，但想要在科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却困难重重；它在工程试验方面表现出色，但对于推动科学原始创新来说并不在行。
当我们走到今天，需要自己定义方向、开辟赛道、从0到1突破时，过度集中、过度规划、过度强调效率、过度工程化管理，反而会成为束缚创新的最大枷锁。
三、我校当前的现实：优势在工程，短板在科学，错位在分工
结合我们江城科技大学的实际，我想更具体地谈一谈。
我们学校是一所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在机械、材料、信息、化工、土木等工程领域，积淀深厚，成果突出，服务地方产业、支撑国家重大工程的能力很强。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传统优势。
这些年，学校大力推动有组织科研，建成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协同创新中心，拿下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在工程化、应用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对学校排名、学科评估、社会声誉都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
但问题也同样突出：
第一，基础研究长期被挤压。
在资源配置、评价导向、考核压力下，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一线教师，都更愿意投向“短平快”、容易出成果、容易拿经费的应用研究。真正面向未知、周期长、风险高、短期看不到效益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高，支持力度不足，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工程任务与科学定位错位。
大量工程化、产业化、技术攻关的任务压在高校身上，高校既没有企业的生产线、市场渠道、迭代效率，也没有工程院所的工程化体系和落地能力，最后往往做成“半拉子工程”：钱花了，样机做了，论文发了，但是走不出实验室，形不成产品，解决不了企业真正的痛点。
钱花了，事没成，还耽误了高校最该做好的事情——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第三，青年科研人员生存艰难。
学校想发展、学科想上台阶、学院要考核指标，压力层层传导，最终都压在青年教师身上。
青年教师刚入职，就要面临项目、论文、经费、教学多重考核，根本没有时间和底气去做长期探索。很多非常有潜力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只能放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加入大团队“打工”，创造力被过早消耗。
我四十年科技管理，最痛心的，不是学校拿不到大项目，不是经费不够多，而是看着一批又一批有灵气、有想法的年轻人，在不合理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