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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晚，”周明远抚摸着照片，声音轻得像叹息，“是我这辈子，办过的最错的一件案子。”
他抬起头，目光穿透镜片，直抵我心底：
“可你知道吗？她父亲，后来成了星海地产的首席法律顾问。而星海地产，正是当年行贿案中，王振国背后真正的金主。”
我如遭雷击。
原来如此。
周屿不是要毁掉我。
他是要逼我，亲手掀开他父亲用三十年光阴砌成的那堵墙。
用我的职业、我的名誉、我的自由，作为撞门的楔子。
而林砚，是那堵墙上，早已被蛀空的第一道裂痕。
我递交了《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请求将我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并附上一份长达二十七页的《关于周屿死亡案关键证据链重大疑点的初步核查意见》。核心论点只有一条：
本案所有指向我的“间接证据”，均源于周屿生前有预谋的自我构陷。而构陷的目的，是为引爆其父周明远经手的系列司法黑幕。
赵检察官约谈我时，带了一支录音笔。
“沈律师，”她关掉录音笔，把玩着那支银色小物件，“你知道污点证人制度的立法本意吗？”
“是鼓励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罪行，以换取宽大处理。”我答。
“错。”她摇头，“是鼓励‘合作’。不是揭发，是合作。你现在的行为，是在单方面拆解整个司法系统的公信力。这已经超出了‘合作’的范畴。”
“如果系统本身，就是最大的漏洞呢？”
她沉默片刻，忽然问：“林砚，他给你看过2018年3月17日，市局物证科的监控备份吗？”
我一怔：“没有。”
“那就对了。”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匆匆行人，“因为那份备份，在当天凌晨就被格式化了。操作指令，来自物证科主任办公室的内网终端。而那位主任，三个月后，调任省司法厅装备财务处副处长。”
她转过身，眼神复杂：
“沈律师，你聪明。但你忘了，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能看清所有棋手的手。”
那天晚上，暴雨再次倾盆。
我独自坐在筒子楼顶楼的水泥平台上，雨水顺着瓦檐砸落，在脚边溅起浑浊水花。手机屏幕亮起，是林砚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张照片：
一张泛黄的旧工作证照片。姓名栏写着“周明远”，职务栏是“市局物证鉴定中心副主任（代）”，发证日期：2003年5月。
而照片右下角，一行几乎褪尽的蓝色圆珠笔小字，被AI图像增强技术勉强还原：
“LQ-2003-001，林晚案初检，主检：周明远”
原来，蓝桥案，才是周明远亲手经办的第一个大案。
而林砚手臂上的“归零”二字，不是诅咒，是坐标——指向二十年前，那个被抹去的编号。
手机又震。
林砚：“他当年，亲手签发了林晚的尸检报告。也是他，亲手销毁了第一份肋骨碎片的CT影像。”
我仰起脸，任雨水冲刷。咸涩的，不知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不是老太太烧水的缓慢节奏，是年轻、有力、带着明确目的性的上楼声。
我迅速收起手机，退到平台阴影里。
脚步声在七楼停下。不是我的房门。是隔壁——那间常年上锁、贴着“出租”告示的屋子。
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清脆，不容置疑。
门开了。没有开灯。一道黑影闪入，随即门被无声关上。
我屏住呼吸，悄悄摸到隔壁门边。门板老旧，底部有条细微缝隙。我蹲下，透过那道缝，望进去。
屋里没开灯，但借着远处路灯微光，我看见那人背对着门，正俯身摆弄什么。他脱下外套，露出里面深蓝色的制服——不是警察，不是保安，是市局物证科标准配发的夏季常服。
他面前，是一个敞开的黑色工具箱。箱内，整齐排列着镊子、放大镜、紫外线灯……还有一只崭新的、印着“市局物证科”字样的蓝色塑料袋。
他拿起袋子，对着窗外微光仔细检查袋口封条。然后，他从内袋掏出一个密封小瓶，拧开，将几滴无色液体滴在袋内壁。
那是鲁米诺试剂。喷洒后，遇血迹会发出幽蓝荧光。
他要做一次模拟实验。
在一只全新的、本不该沾染任何血迹的证物袋上，制造出“曾装过带血物证”的假象。
而他选择的地点，是这栋楼——周屿生前，曾在此处租住过三个月的临时公寓。也是我，伪造“周沅”身份时，刻意选择的落脚点。
他不是来销毁证据。
他是来栽赃的。
栽赃给“周沅”——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女儿。
栽赃给即将被重启的蓝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