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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四川境内为汉王有嗣而欢欣鼓舞、军民同庆之时，千里之外的大明京师，却是一副愁云惨淡的景象。
尽管紫禁城内的雪下得再大，也压不住朱由检心中的焦躁。
去岁清军破关入塞，如入无人之境，不仅掳掠人畜财物无算，更是逼得宣大总督和兵部尚书双双畏罪自杀。
朝廷颜面扫地，边防体系更是一度濒临崩溃。
无奈之下，崇祯只能将还在湖广剿匪的卢象升调任宣大，让他去收拾烂摊子。
听说卢象升到任后大力屯垦，整顿兵备，致使宣大两地颇有起色，朱由检总算是圣心稍慰。
然而，对于兵部尚书的人选，朱由检却一直犹豫不决。
兵部尚书执掌天下兵马调度，负责抵御内外之敌，他不得不谨慎挑选。
张凤翼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要是再来一个庸碌无能、或者只知道结党营私之辈，大明可真要完了。
朱由检理想中的兵部尚书，首先不能是东林党、阉党或者其他任何派系的人员，必须是无党无派的“孤臣”。
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任用，确保皇权不受掣肘。
其次，在此流寇复起、边患频发的多事之秋，兵部尚书必须通晓军事，最好有实际的督师、督军经验，能够应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局势。
自从卢象升调任宣大后，中原的剿寇事务需要朝廷更有力地统筹，这个兵部尚书，得能替皇帝分忧解难。
朱由检在堆积如山的奏疏和官员档案中反复寻觅，经过一番精心筛选后，终于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
他就是前任宣大总督，目前正在老家为父守制的杨嗣昌。
杨嗣昌，出身于湖广官宦之家，他爹杨鹤曾任三边总督，也是陕西这帮反贼的老熟人了。
当年杨鹤因为在陕西招抚失据，反而导致流寇坐大，进而被崇祯下狱问罪。
当时，正在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任上的杨嗣昌闻讯，连续三次上疏，恳请辞去官职，以求代父受罪。
朱由检看在他其孝心可嘉的份上，最终免去了杨鹤的死罪，改为发配江西袁州充军。
崇祯八年九月，杨鹤病逝于袁州戍所，宣大总督杨嗣昌便依制离职，在家丁忧守孝。
对于皇帝当年的“恩典”，杨嗣昌自然是感激涕零。
如今正值用人之际，朱由检决定夺情起复杨嗣昌，让他为国效力。
诏书抵达杨家，杨嗣昌依着官场惯例，上演了一出“三辞三让”的戏码，以示忠孝之心。
可他等得起，紫禁城里的皇帝却等不及了。
各地的告急文书，如同雪片般飞来：
西南方向，贵州总兵许成名的求援信字字泣血，言及贼势浩大，省城危在旦夕；
中原腹地，河南、湖广、山西等地，原本偃旗息鼓的流寇再度复出，攻城掠地，搅得官军疲于奔命；
而最让崇祯寝食难安的，则是从东北传来的消息，关外的东虏，竟然对朝鲜正式宣战了！
征伐朝鲜，是皇太极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去年阿济格入塞，其主要目的就是吸引明廷的注意力，为他调集兵马、准备东征朝鲜创造时机。
结果万万没想到，明廷在宣大、京畿地区的防线根本不堪一击，官兵畏敌如虎。
甚至连总督和兵部尚书都被吓得服毒自尽，远远超出了皇太极的预期，简直是意外之喜。
崇祯九年十月，皇太极在接到满载而归的阿济格大军后，便立刻返回了盛京。
十一月初三，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举行了告捷太庙的仪式。
皇太极向老野猪皮的在天之灵，报告了此次阿济格入塞的“辉煌战绩”：
洗劫十二州县，连胜五十八阵，生擒明廷总兵巢丕昌，俘获人畜多达十八万。
随后几天，皇太极大肆封赏了入塞有功的将领，同时也严厉处罚了一批作战不力的官兵。
首当其冲的，便是在昌平之战中，因疏忽大意被溃败明军反杀的清军将领，其部下都受到了严厉责罚。
甚至，还有十多名士卒，因为未能将军械运抵指定位置，从而遭受了鞭刑。
对于一些在牵制祖大寿的关宁军时谎报军功、临阵退缩的行为，皇太极也进行了清查和惩处。
其治军之严，可见一斑。
完成了论功行赏和内部整肃后，皇太极认为，攻取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
十一月下旬，他正式下达了征讨朝鲜的诏令。
至于出兵的理由嘛，都是现成的。
当初在称帝大典上，那两个朝鲜使者梗着脖子拒绝跪拜的场景，皇太极可一直记在心里，此刻正好拿来大做文章。
于是，他以朝鲜“傲慢无礼、拒不朝贺”为由，悍然对朝鲜宣战。
十二月初一，奉命出兵的外藩蒙古军队陆续抵达盛京。
皇太极判断东征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