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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郑宇飞一行人在大方县内耐心等待宣慰使安位召集各地头人之时，另一路肩负着相同使命的信使，也在崇山峻岭间艰难跋涉。
这一路的负责人名叫乔鸿，也是从明军手底下投降过来的。
乔鸿带着四五个精干兄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了赤水河畔的古蔺地区。
这里曾是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的老巢，也是他当年起兵反明的根基所在。
乔鸿此行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找到两个古蔺地区的头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阿旺，一个叫王阿黑，他俩原本是奢崇明麾下的部将，颇为骁勇。
当年，奢崇明借“援辽”之名起兵造反，一度攻陷重庆，包围成都，声势极为浩大。
阿旺和阿黑便是其军中骨干。
崇祯二年，随着奢崇明在永宁桃红坝被明军斩杀，这场震动西南的土司叛乱最终被逐渐平定。
树倒猢狲散。
阿旺和阿黑见大势已去，便率部投降了当时负责平叛的三省总督朱燮元。
朱燮元是个精明人，深知“以夷制夷”的道理。
他没有严惩这两个降将，反而赐予了两人汉姓——“王”和“李”。
随即，朱燮元便让王阿旺和李阿黑戴罪立功，协助明军清剿那些仍在负隅顽抗的残余土司势力。
经过明军持续数年的清剿，曾经显赫一时的永宁奢家被连根拔起，族人星散，血脉断绝。
朝廷趁势废除了永宁宣抚司的建制，改由吏部直接任命的流官来管理此地。
而李阿旺和王阿黑，则凭借着协助明军的功劳和对地方的熟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地有实力的头人，在明廷与土民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乔鸿一行人抵达古蔺后，立刻开始打听二人的下落。
然而，几经周折，得到的回复却令人失望：
李阿旺和王阿黑并不在寨中，而且早在多日之前就已经外出，至于去了哪里，无人知晓，归期更是渺茫。
寻人未果，乔鸿敏锐地察觉到，这古蔺一带的氛围很不对劲，透着一股混乱和紧张。
土汉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起来，甚至于发生大规模械斗。
而造成这种紧张和混乱的原因，还要追溯到奢安之乱被平定之后。
明廷为了永绝后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不仅废除了永宁宣抚司，还在此设立了赤水卫、摩尼所等军事据点，派驻重兵弹压。
与此同时，明廷还在永宁一带推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
朝廷从湖广、江西等地迁移来了数万卫所士兵及其家属，让他们屯垦开荒，形成了新的汉人军屯聚落。
大量的汉族商人、农民也被鼓励进入永宁地区。
到了崇祯九年，永宁附近的汉人比例已经从叛乱前的不足一成，急剧攀升至六成以上。
大量在平地良田被汉人移民占据，土民传统的市集“扯勒场”也逐渐被汉人的商铺所取代。
当地土民大多被排挤，被迫迁往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形成了“汉居平坝、土住深山”的格局。
朝廷甚至强制要求彝族头人与汉族士绅通婚，以此瓦解当地传统的家族和联姻体系。
这种生存空间的挤压和文化习俗的冲击，使得土汉之间的矛盾极为深刻，积怨已久。
再加上当年奢崇明起兵，三万土司兵一路屠杀汉人，所过之处几乎是寸草不生。
奢崇明围攻贵阳城半年，城内四十万军民到最后只剩两万余人，人吃人的惨剧比比皆是。
而官军在平定叛乱时，手段同样酷烈。
不仅土司兵被斩杀殆尽，朱燮元还下令让明军分五路进剿古蔺山区，采用“梳篦战术”逐村清剿，累计摧毁彝寨一百二十七座，斩杀“叛民”八千余人。
这种血海深仇，岂是轻易能化解的？
在这个时代可不讲究什么天下一家亲，大家都在争夺着有限的生存空间和资源。
少民为什么叫少民，是他们不想生吗？
为什么要居住在出行不便的深山里，是他们不想住在平地吗？
当然不是。
此前，因为有着赤水卫、摩尼所的大量明军驻防，这种矛盾被强行压制着。
然而，自从四川被江瀚攻占后，贵州总兵许成名深感兵力不足，已经将赤水卫、摩尼所的大部分明军抽调回了贵阳一带布防。
维持平衡的武力一旦消失，被压抑的矛盾便立刻爆发了出来。
那些退入深山的土民头目、奢家的余孽纷纷啸聚山林，落草为寇。
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不时出山，对汉人居住的城镇、屯堡发动袭击，抢夺粮食财物，报仇雪恨。
乔鸿感受到的混乱，正是源于此。
他也更加理解了为何汉王对邵勇将军再三强调，务必拿下水西、永宁等地。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