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嘉靖家净，崇祯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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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帝和兵部尚书的一力推动之下，加征剿饷的诏令迅速传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接到这个命令，大明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都激动坏了。
    要问这帮老爷们最爱干的公务是什么，那无疑就是征税了。
    朝廷不征税，他们哪来的油水可捞？
    北直隶，真定府府衙。
    一个面容清瘦、看似儒雅的官员，正端坐在署衙大堂内，仔细研读着朝廷的邸报。
    “朝廷每亩只加征九厘，这怎么能够？”
    此人正是真定府知府俞文杰，他看着手上的邸报十分不耐，
    “下面的百姓缴纳的多为碎银，成色不一。”
    “府衙还得将其熔铸成锭上缴户部，这其中的损耗难道就不算进去了？”
    一旁的幕友心领神会，躬身道：
    “东翁明鉴。”
    “火耗之征，自古有之，亦是维系地方运转所必须的税额。”
    “如今剿饷紧急，熔铸、运输，耗费尤巨。”
    “依在下看，这火耗……或可定为两成？”
    俞文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淡淡道：
    “两成？你最近改吃斋念佛了？”
    “既要体恤朝廷难处，确保饷银足额及时解送；也得顾及府衙上下、各县同僚的难处吧？”
    “改为三成！“
    “务必晓谕各县，今秋一定得足额收上来！”
    就这样，皇帝的命令还没出府衙，便被套上了第一层枷锁。
    在下发的邸报中，朱由检明令各地每亩只得征收九厘银子，可到了真定府地方上过了一手，就变成了每亩至少一分一厘，甚至一分两厘！
    多出来的三成火耗，则成了一种变相掠夺。
    它将顺着知府俞文杰定下的调子，层层加码，直至绞死所有底层百姓。
    但该说不说，像俞文杰这类只收三成火耗的官员，还属于良心未泯的。
    在更为边缘贫瘠的陕西延安府，当地知府甚至一度将火耗提到了五成。
    理由也很简单，边地银贵物贱，熔铸损耗甚巨。
    巡抚孙传庭听了这个无耻的理由，气得差点拔剑砍了延安府知府。
    他苦心整顿了大半年的吏治，这征税的邸报一来，顷刻间就要化为乌有。
    陕西各地压抑已久的贪墨之风，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重新冒头。
    无独有偶，在卢象升总督的宣府和大同，拿着圣旨的官员们肆无忌惮，打着为朝廷“征税分忧”的名义，大肆在民间搜刮。
    去岁清兵入关，宣大的老爷们可是损失了不少财产，如今正好在百姓的头上补回来。
    而卢象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他虽然爱民如子不假，但皇帝是君父，君父的命令他又怎么能违抗呢？
    上行下效，大明朝的根基就这样被一点点蛀空。
    很快，政令便下发到了真定府的获鹿县，知县杜逸凡对于如何加征，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子。
    他深知在这官场上没银子铺路，必定是寸步难行。
    上司俞知府定下了三成火耗，他也不好公然抗命，只得向下加码。
    在大明，有关具体饷银的征收，最终还是要落到各里甲的甲长头上。
    因此，杜逸凡便派人通知各村里甲的里长，态度十分坚决：
    “朝廷加征剿饷，乃是平贼安民之急需！”
    “尔等身为甲首，负有催科之责，务必按期足额收缴！”
    “若有刁民抗缴，或无力缴纳者，按律当由尔等包赔，此乃国法，不容徇私！”
    所谓包赔也很简单，就是一种基层赋税连带责任。
    只要里甲内有人逃税，那么缺少的税额将由里长承担。
    这种制度，就如同悬在各位里长们头顶的利剑。
    虽然他们在乡间也算略有田产、家资充盈，但也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之辈，自然不肯承担他人的赋税。
    为了转嫁压力，这些里长们便开始花样百出的对下勒索。
    在获鹿县三元里，里长贺朗便规定，凡是来缴纳赋税的农户，除了正项和火耗银之外，必须额外再交一笔“跑腿钱”。
    对此，他甚至还美其名曰：催促、登记、汇总、解送等工作，都需要上上下下交接打点，所以收些利息也无可厚非。
    如果有农户不肯交这笔跑腿费，贺朗便故意拖延，不给他登记上票，或者登记了却压着不上报。
    农户们拿不到官府盖印的完税凭证，便是欠饷，随时可能被衙役锁拿问罪。
    许多百姓为了早日了解这桩祸事，只能咬牙东拼西凑，甚至不惜借那月息五分的印子钱，也要将这笔钱交上。
    说起来，这跑腿费也就三五十文，或许在老爷们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但却是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这还不算完，征饷的最后一道盘剥环节，早就在县衙的户房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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