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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脚底沾着湿润的泥，凉而柔韧，像一块温存的旧绸缎。风从南边来，带着青稻穗初扬的微涩气息，拂过耳际时，竟让我恍惚听见一声极轻的唤：“阿沅——”
不是现在这声，是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蝉声嘶哑，阳光稠得化不开，他站在晒谷场尽头的槐树下，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车票，朝我笑。那笑容干净得晃眼，仿佛能把整片被晒得发烫的黄土照出水光来。
我低头，看见自己左脚踝内侧那道淡褐色的旧疤——细长，弯如新月，是十二岁那年追着他跑过碎石坡时划的。他回头拉我，我没站稳，膝盖磕在嶙峋的石头上，血珠子一颗接一颗冒出来，他撕了半截衣袖给我包扎，手抖得厉害，却还强撑着说：“不疼，阿沅不疼。”可我分明看见他眼尾泛红，喉结上下滚了一滚，像咽下了什么极苦的东西。
我们生在同一个村，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村子叫青芦坳，因四面环山，坳中水泽丰沛，春来芦芽破土，秋至芦花如雪，风一吹，整片洼地便浮起银白的雾。我家在坳东头，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处露出麦秸与黄泥绞缠的筋骨；他家在坳西头，屋后倚着老槐，门前一畦薄田，种些辣椒、豇豆、几垄早熟的红薯。两家田埂相接，中间只隔一道浅浅的排水沟，宽不过两尺，我踮脚一迈就过去，他蹲在沟那边递来刚摘的桑葚，紫得发黑，汁水染透指尖，也染透我整个童年。
那时不知什么叫喜欢，只知他若不来，我便不肯去溪边摸螺蛳；他若蹲在田埂上修竹筢，我必坐在他身后编草蚱蜢，编歪了也不扔，悄悄塞进他书包夹层。他读初二那年，县中来人到村里招“少年农技员”，要挑识字多、手脚勤、肯吃苦的孩子去县农校集训三个月。名单贴在村委土墙上，墨迹未干，我踮着脚尖，一个字一个字数过去，数到第七行，“林砚”两个字像两粒烧红的炭，烫得我眼眶发酸。
他没告诉我。是第三天清晨，我照例挎着竹篮去西头田里掐嫩豆角，却见他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立在槐树影里，正把一叠纸页仔细折好，塞进贴身的衣袋。我停住，篮子垂在身侧，豆角藤蔓上的露水簌簌滴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
“去哪？”我问，声音很平，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转过身，额角沁着细汗，眼睛亮得惊人：“县里，学育种。”
“多久？”
“三个月。”
我点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五步，又停下，没回头：“豆角老了，掐不动。你娘昨儿说，西头那垄豇豆，今早开了第一串白花。”
他没应声。可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院门，发现门槛内侧压着一张纸，是作业本撕下的一页，铅笔字写得极工整：
【阿沅：
豇豆花谢后七日，豆荚初成，色青而脆，宜晨露未晞时采。
晒谷场北第三棵槐树，树洞里有东西。
——砚】
我奔过去，踮脚伸手探进树洞——指尖触到一个硬壳本子，边角磨得发毛，封皮是蓝布面，用麻线密密缝过两道。翻开第一页，是他稚拙却认真的字：
《青芦坳作物生长手记》
记录人：林砚
搭档：沈沅（阿沅）
往后全是密密麻麻的字，夹着铅笔画的小图：稻穗分蘖的节点、蚕豆叶脉的走向、玉米授粉时雄蕊抖落的金粉……每一页右下角，都用红铅笔圈着一个小小的“沅”字，像一枚缄默的印章。
我抱着本子坐在槐树根上，翻到最后一页，纸页已微微卷边。那里没有字，只有一枚清晰的拇指印，边缘晕开一点淡青——是那天他替我包扎伤口时，手上蹭的靛蓝染料。我把它按在纸上，仿佛按住了他离去时未出口的全部言语。
三个月后他回来，晒黑了，肩背更宽，说话慢了些，眼神却沉得像坳底那口古井。他带回一包种子，纸包上用炭条写着：“辽粳80-3，试种株高92cm，抗稻瘟，米质软糯。”他蹲在自家田头，教我辨认稻种腹白大小、颖壳色泽深浅，手指沾着泥，却稳得像尺子。我蹲在他旁边，看他睫毛在日光下投下一小片颤动的影，忽然觉得，这方寸田土，比从前更沉，也更暖。
十六岁那年冬至，大雪封山。我踩着齐膝深的雪去村小代课——老师病了，校长硬塞给我一摞算术课本。归途天色骤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脸颊，我迷了路，一脚踏进雪窝，整个人陷下去，冰水瞬间灌进棉鞋。我挣扎着爬出，脚踝钻心地疼，低头一看，棉鞋裂了口，脚趾冻得青紫，指甲盖泛着死灰。
我靠着一棵枯松喘气，雪越下越大，视线模糊。就在这时，远处雪幕里浮出一个黑点，越来越近，是林砚。他没穿棉袄，只套着件旧夹克，怀里紧紧搂着一只搪瓷缸，热气在冷空气里蒸腾成一小团白雾。
“傻站着干什么？”他声音发紧，把搪瓷缸塞进我怀里。我捧着，烫得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