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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脚下这寸被太阳晒得微烫的土地。
他没走近，我也没起身。
风拂过麦浪，沙沙声如潮水涨落。
“你……回来了。”他说。声音比记忆里低沉，沙哑，像被粗陶罐盛过多年的井水，凉，沉，有回响。
我点点头，喉头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目光落在我蹲着的姿势上，又缓缓移向我脚边那串脚印，停顿两秒，才抬眼，望进我眼里：“我早上来过。看见你站在院门口，没敢叫。”
我这才发觉，自己一直攥着左手手腕——那里，戴着一只银镯，素面无纹，内圈刻着极细的两个字：砚安。是我十九岁生日，他托人从县城捎回来的。银已氧化发暗，字迹却愈发清晰，像一道不肯愈合的旧印。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像久未启封的陶瓮。
他垂眸，看着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村口小卖部老赵说的。他还说……你昨儿个下午，去坟地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的。昨下午，我去了。不是去看周老师的墓——他在县城公墓。我是去了后山坳那片荒坡，那里埋着陈砚的娘。她死于一场高烧，那年陈砚十七，我十四。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冰凉，嘴唇翕动，却只发出气音。陈砚跪在床边，额头抵着床沿，肩膀无声地抖。我站在门边，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饼渣簌簌掉在地上，像一场微型的雪。
他娘下葬那天，雨下得极大。棺材抬进山坳时，泥路滑得站不住人。陈砚独自扛着铁锹走在最前，雨水顺着他脖颈流进衣领，他一步一陷，却始终没让棺材沾地。我跟在送葬队伍末尾，浑身湿透，怀里紧紧抱着他娘生前最爱的一束干艾草。艾草吸饱了水，沉甸甸地往下坠，茎秆断裂处渗出苦涩的汁液，染绿了我的手腕。
他娘坟前，没有碑。只有一块青石，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陈李氏之墓”，漆已斑驳，红得黯淡，像凝固的血痂。
昨下午，我蹲在那块青石旁，用带来的小铲子，一点点清理坟头疯长的狗尾巴草和葎草。杂草根系盘错，拉扯着泥土，我手指被草叶割破，渗出血珠，混着黑泥，黏在指腹。我拔掉最后一丛葎草，露出底下半截朽烂的木桩——那是当年插在坟头的引魂幡残骸。我把它拾起来，木头酥脆，轻轻一捏，便簌簌落下褐色粉末。
就在我直起身时，余光瞥见坟后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根部，泥土微微隆起，颜色比周围新些，松软些。我蹲下，用铲子小心拨开浮土——下面是一只褪色的蓝布书包，拉链锈死了，我掰开搭扣，里面静静躺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印着褪色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字样，内页纸张泛黄发脆，边角卷曲。我翻开第一页，是他娘娟秀的字：“一九七三年三月，砚儿今日背会《岳阳楼记》，全文无错。奖他两颗糖。”
我合上本子，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骨肉。雨水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打湿我的睫毛，也打湿了本子的硬壳封面。我没有撑伞。就那样站着，任雨水冲刷脸颊，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洗掉心头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愧疚——当年，是他娘，在我爹酗酒打人后，悄悄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和一块粗布手帕；是他娘，在我发高烧昏睡三天时，整夜坐在我床边，用蒲扇为我驱蚊，用凉井水浸湿毛巾敷我滚烫的额头；是他娘，在我初中毕业因家贫差点辍学时，翻出自己压箱底的银耳环，托人卖了，换回三十块钱，塞进我书包夹层……
而我，却在他娘下葬后第三天，跟着周老师去了镇上。
我没去送她最后一程。我甚至没在她坟前，磕一个头。
“阿沅。”陈砚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出来。
他不知何时已走近，站在我身侧半步远的地方。他没看我，目光落在那块青石坟碑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才低声道：“她走前，一直在问你。”
我闭上眼，一滴泪终于砸在手背上，烫得惊人。
“她问……你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穿暖衣？有没有……好好读书？”
我睁开眼，泪水模糊视线，却仍能看清他侧脸上绷紧的下颌线，还有他微微颤抖的右手——那只手，曾无数次在作业本上写下“优”字，也曾在我发烧时，用凉水浸透的毛巾一遍遍敷我额头。
“砚哥。”我听见自己叫他，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他倏然转过头。
四目相对。二十三年光阴，在这一刻坍缩成一道无声的裂隙。我看见他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碎了，又迅速弥合，只余一片深不见底的静水。那水里，沉着少年时的月光，也浮着中年后的霜雪。
“阿沅，”他忽然开口，声音异常平静，“还记得咱俩第一次一起种地吗？”
我怔住，随即，记忆如决堤之水，轰然涌至。
那是我十五岁，他十八岁。村东头那块“懒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