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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老屋门前的土坡上，风从麦田尽头卷来，裹着泥土微腥、青穗微甜的气息。脚下的黄土松软而温厚，踩下去时微微下陷，像被时光轻轻托住。我蹲下身，指尖抠进土里，一捧褐中泛红的壤，细碎、微潮，指甲缝里立刻嵌进几粒微小的砂砾——这土，我认得。它曾在我十岁那年，埋过一只纸折的千纸鹤；在我十六岁那夜，沾在我奔跑的裤脚上，湿漉漉地印着月光与泪痕；在我二十二岁离乡那天，被祖母悄悄攥紧，塞进我行李袋最底层的布包里，说：“带着，走再远，根不飘。”
如今，我回来了。
不是衣锦，亦非荣归。只是签证到期，项目暂停，城市公寓的租约也恰好在梅雨季前结束。我收拾行李时翻出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解开系绳，里面是那捧干透的土，结成薄薄一层硬壳，却仍散着极淡的、陈年麦秸与灶膛余烬混合的暖香。我把它放进随身的旧铁皮饼干盒里，盒底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糖纸——那是林砚送我的第一颗水果硬糖，橘子味，糖纸背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等你。”
他写的时候十七岁，我十六岁。
那年夏天特别长。蝉声稠得化不开，日头白得晃眼，晒得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都发烫。我刚中考完，没考上县一中，只拿了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蹲在院门口抽旱烟，烟锅明明灭灭，没说话，可烟灰落了三次，都掉在自己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那是他沉默里最重的叹息。母亲在灶房剁猪草，刀刃一下一下砸在砧板上，笃、笃、笃，像在替我数着失重的未来。
只有林砚来了。
他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竹筐，筐里是刚摘的黄瓜、西红柿，顶上还盖着一片宽大的芋叶，叶脉上水珠未干。他跳下车，额角沁汗，衬衫领口敞着两粒扣，露出一小片被太阳晒成浅褐色的锁骨。他把筐递给我，笑：“赔罪。昨天抢你半块西瓜，没让你吃完。”
我接过筐，指尖碰到他手背，烫。
他没走，就靠在院墙边，看我洗菜。井水冰凉，黄瓜碧绿，我低头搓洗，听见他忽然说：“阿沅，你别去镇中学。”
我抬眼。
他正望着远处，目光落在村东那片荒了三年的坡地——原本是集体果园，后来承包纠纷，树全砍了，只剩些歪斜的树桩和疯长的狗尾草。风吹过，草浪起伏，像一片枯黄的海。
“我想把它租下来。”他说，声音不高，却稳，“种蓝莓。书上说，这土酸碱度刚好，排水也好。我查了三年资料，问了农科站的老技术员，连育苗棚怎么搭都画了图。”他从裤兜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展开，是张素描：木架、塑料膜、滴灌管、一排排整齐的小苗床。线条稚拙，但每处标注都工整清晰，连“遮阳网需午后两点撤”都写了小字注解。
我怔住。
“你……不上大学？”
他笑了下，把草帽檐往下压了压，遮住眼睛：“上啊。农大，报了提前批。但地不能等。等我毕业回来，苗已经结果了。”他顿了顿，目光终于落回我脸上，很轻，很沉，“阿沅，你帮我记账，管苗圃日记，行吗？你字好看，算术比我好。”
我没答应。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太清楚这村子对“女娃”的期待：初中毕业，学门裁缝或美发，嫁到邻镇，生两个孩子，在自家小院养几只鸡，守着公婆过日子。读书？读多了心野，嫁不出去。我堂姐就是例子——中专毕业，在县城当幼师，去年回家过年，被七大姑八大姨围着问：“对象呢？工资多少？买房首付攒够没？”她笑着应，转身在厕所隔间里哭湿了半包纸巾。
而林砚，是村里唯一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孩子。他父亲是退伍兵，在镇粮站当保管员，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他们家的饭桌永远铺着干净的蓝布，碗筷摆得齐整，说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分量。林砚的志愿表上，本该填的是金融、计算机、临床医学——那些能带他彻底离开这片黄土的名字。
可他填了农学。
为了这片地。
为了我？
我没问出口。
那晚我坐在院中竹床上乘凉，蒲扇摇得缓慢。月亮很满，照得晒场上的麦粒泛银光。远处传来断续的笛声，是林砚在村口石桥上吹。调子不成曲，是支跑调的《茉莉花》，却一遍遍重复，固执得让人心颤。我仰头数星星，数着数着，一颗流星倏然划过，快得来不及许愿。
第二天清晨，我拎着搪瓷缸去了坡地。
林砚已在那儿。他挽着裤管，赤脚踩在土里，正用一根树枝丈量地块。晨雾未散，他裤脚沾满露水与泥点，后颈被晒得微红。见我来，他直起身，脸上没什么意外，只把树枝插进土缝，朝我伸出手：“来，试试。”
我迟疑片刻，把手放上去。
他的掌心粗粝，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也有新磨出的水泡边缘。他牵着我，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