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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他转过脸，月光落在他眼里，亮得惊人，“阿禾，我不想走。这地，这溪，这坳子……还有你。我舍不得。”
我怔住。风拂过柳枝，沙沙作响。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又归于寂静。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教我写字时说的那句：“禾苗要扎根，根深才不倒。”
原来他早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也扎进了我命里。
我们没说爱。那个词太重，太烫，太像一把火，烧起来会把整个青禾坳点燃。我们只说“等”，等稻子黄，等溪水暖，等他学会嫁接果树，等我考上师范，回乡教书。我们甚至悄悄量过溪上那座石桥的长度——三十六步。他说：“以后咱们的孩子，第一步踩在溪西，第二步跨到溪东，第三步……就踩在桥中央，不偏不倚。”
可命运从不讲道理。
十八岁春天，我爸咳血了。
起初只是干咳，后来整夜整夜喘不上气，痰里带暗红。赤脚医生摇摇头：“肺痨，老毛病，拖不住了。”我妈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在灶前熬药，火光映着她凹陷的脸颊，像一张被风干的纸。我休学了，在镇上代课，每月三十块钱，全换成止咳糖浆和枇杷膏。陈砚天天来，帮我挑水、劈柴、碾药。他手指被药碾子磨破，渗出血珠，混进黑褐色的药粉里。他不说疼，只把碾好的药倒进砂锅，加水，小火慢熬。药味苦涩，弥漫整个屋子，熏得人眼睛发酸。
那天傍晚，我爸忽然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枯瘦如柴：“阿禾……别守着我……去念书……你该飞的……”他目光浑浊，却固执地望向门外，“砚伢子……是个好孩子……可……可咱家……配不上……”
话没说完，手垂了下去。
葬礼简单得近乎寒碜。棺材是赊来的，孝布是邻居家匀的半匹白棉布。我跪在灵前，额头抵着冰冷的泥地，听见自己心跳声，一下，又一下，沉重得像在夯土。陈砚一直站在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把一件厚实的蓝布褂子披在我肩上。那衣服还带着他的体温，和一点淡淡的、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
我爸下葬那日，陈砚送我到村口。他递给我一个布包，沉甸甸的。“省着花。”他说。我没打开，只攥紧了。他忽然抬手，替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指尖擦过眉骨，极轻，极缓。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挺直，脚步却比往常慢。我望着他越走越远，身影融进山坳薄雾里，忽然想起他埋铁皮青蛙那日，也是这样走的——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消失在坡后。我数过，一共三十七步。比石桥多一步。多出的那一步，后来我懂了，是他替我多走的。
我去了县城念师范。他留在青禾坳，跟着农技站的老站长学水稻杂交。我们开始通信。信纸是学校发的练习本撕下来的，边角毛糙；邮票是他卖废铁换的，五分一张；字迹他工整，我潦草。他写：“今天试种了新稻种，叶色浓绿，分蘖力强。溪东那块地，我留了一小片，撒的是你去年给我的稻种——你家老屋后那棵枣树下的土里刨出来的，壳还带点红。”我回：“学生调皮，上课扔纸飞机。我捡起来，折成船，放进溪里。它漂到溪东了，停在你们家石阶下。我猜，是你捞起来了。”
信越写越薄，字越写越少。后来，他信里开始出现“站长说”“县里通知”“试验田验收”……而我的信里，是“校长表扬”“家长送鸡蛋”“教室漏雨修好了”。我们都在向上攀，却像两株藤蔓，各自缠绕着不同的树干，越长越高，越离越远。
二十二岁，我分配回镇中学教语文。他已是县农科所最年轻的助理农艺师，常下乡指导。我们又见了面。在镇政府门口，他穿着笔挺的浅灰西装，胸前别着工作证，头发剪短了，下巴线条清晰。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裙，抱着一摞作文本。他快步走来，伸手想接，我下意识往后一缩。他手停在半空，顿了顿，又收回，插进裤兜。“阿禾，”他笑，眼角有了细纹，“长高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你……也变了。”
“变好看了？”他眨眨眼，还是少年时那点狡黠。
我差点笑出来，可眼泪先涌了上来。我慌忙低头翻作文本，假装找什么。他静静看着，没说话，也没走开。风卷起地上几片梧桐叶，打着旋儿，掠过我们之间那不到一米的距离——近得能看清他衬衫领口一丝褶皱，远得像隔着整条溪。
后来，我们偶尔一起吃饭。在镇上唯一的小饭馆，他点两个菜，必有一盘青椒炒肉丝——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他夹一筷子放我碗里，动作自然得像呼吸。我低头吃，不敢看他。饭馆老板娘笑着打趣：“砚伢子，啥时候把阿禾老师娶回家啊？”他正喝水，闻言呛了一下，咳嗽几声，耳根通红：“快了，快了。”我握着筷子的手指发白，指甲掐进掌心。
可“快了”二字，终究没落地。
二十三岁冬至，我接到电话：陈砚在去邻县推广良种的路上，车翻进山沟。人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