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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自己的声音发颤。
他没立刻答。目光落在我沾着麦茬和泥土的手上，停留片刻，才抬起来，直直望进我眼里：“因为这片土，埋过你阿婆的槐树籽，长过你爹第一茬麦子，也……踩过我们十七个春秋的脚印。”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低下去，却更沉，“林晚，我想让这些脚印，再深一点。”
那一晚，月光如水，麦茬如针，而我的心，像被那句“再深一点”凿开了一道缝，有光，有风，有久违的、汹涌的暖意，汩汩灌进来。
后来，地保住了。陈砚没食言。半月后，他真凑齐了钱，签下了属于他的地契。那张薄纸，他没收着，而是郑重地交到我父亲手上。父亲枯瘦的手抖得厉害，摩挲着纸上的墨字，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他抬起眼，看着陈砚，那眼神复杂得像翻耕过的黑土——有感激，有愧怍，还有一种沉甸甸的、托付的重量。
自那以后，陈砚开始真正地、一锄一锄地侍弄那块地。他不再只是那个安静的少年。他学着父亲的样子，看天色，测墒情，翻地、耙地、耩地，动作起初笨拙，肩膀被锄把磨破了皮，渗出血丝，混着汗水和泥土，结成暗红的痂。我常去帮忙，递水，拾掇断掉的麦茬，有时也学着挥锄。他从不催我，也不多话，只在我累得直不起腰时，默默接过锄头，替我多翻一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斜斜地铺在新翻的泥土上，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土地是公平的。你俯身亲吻它，它便捧出果实。第二年秋天，那块地竟比往年多打了三斗麦子。金灿灿的麦粒堆在晒场上，阳光一照，像铺了一层流动的碎金。陈砚蹲在麦堆旁，抓起一把，任麦粒从指缝间簌簌滑落，脸上没什么大喜，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平静。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鬓角，看着他沾满麦芒的后颈，忽然觉得，这方土地，终于把我们牢牢系在了一起——不是靠契约，不是靠恩情，是靠共同弯下的腰，共同流下的汗，共同守候的晨昏。
然而，土地也从不掩饰它的残酷。它记得所有馈赠，也记得所有索取。
十九岁那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伏旱来了。整整四十五天，滴雨未落。天空是灼目的铁灰色，太阳悬在头顶，像一只烧红的铁盘，烤得大地龟裂，麦苗焦枯，河床裸露出狰狞的肋骨。村里的老井水位一天天下降，最后只剩井壁渗出的几缕湿痕。人心惶惶，有人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去邻县投亲。
陈砚却更沉默了。他几乎住在了地里。天不亮就去，半夜才归。他挖沟引水，用扁担挑着两只破桶，一趟趟从十里外的黑龙潭往回运——那水浑浊不堪，混着泥沙，挑回来倒进地里，转眼就被干渴的土地吸得一滴不剩。他肩膀磨烂了，结了厚厚的茧，又磨破，渗血，再结痂，反反复复。我给他送饭，远远就看见他弓着背，在龟裂的田垄间艰难跋涉，身影在热浪里扭曲、晃动，像一幅被高温炙烤得变形的画。
那天傍晚，我提着饭盒走到地头，却看见他倒在田埂上。不是睡着，是虚脱。他脸色灰白，嘴唇干裂出血，手指深深抠进干硬的土里，指缝里全是黑泥。我扔下饭盒扑过去，喊他名字，他眼皮艰难地掀开一条缝，目光涣散，却在我脸上停住，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了一下，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晚……麦……活了……”
他昏过去了。我抱着他滚烫的身体，哭得不能自己。那晚，我守在他家低矮的土屋炕边，用凉水一遍遍擦拭他滚烫的额头和脖颈。窗外，是死寂的、令人窒息的旱天。屋里，只有油灯豆大的火苗，和他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呼吸。我握着他那只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的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双手，这双脚，这具在土地上劳作的身躯，早已不是我少年时仰望的那个模糊的侧影。他是血肉，是温度，是会疲惫会疼痛会倒下的真实的人。而我，不能再只是旁观者。
三天后，陈砚醒了。高烧退了，人却瘦脱了形。他睁开眼，第一句话是：“地……还好吗？”
我红着眼点头，把晒场上那几袋勉强收上来的、瘪瘦的麦子指给他看。他挣扎着坐起来，执意要去看看。我扶着他，一步一步挪到地头。夕阳熔金，照在龟裂如蛛网的田地上，那几垄侥幸活下来的麦子，稀稀拉拉，麦穗干瘪，颜色灰暗，像垂死之人的叹息。可就在那片焦土中央，一小片被他用破盆接住的、不知何处飘来的雨水，竟奇迹般地润泽出几簇嫩绿的野草芽。
陈砚蹲下去，伸出枯瘦的手，极其轻柔地碰了碰那一点微弱的绿。晚风拂过，草芽轻轻摇曳，在残阳里，竟透出一种令人心颤的生机。他久久凝视着，然后，慢慢转过头，看向我。他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劫后余生的星辰，盛满了某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悲壮的温柔。
“晚，”他声音依旧沙哑，却异常清晰，“你看，土没死。只要根还在，它就还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