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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脚底沾着湿润的泥，凉意顺着足弓爬上来，像一条细小的溪流，缓缓漫过踝骨、小腿，最终停在膝窝深处——那里有一道淡褐色的旧疤，是十二岁那年被犁铧豁开的，没缝针，只用晒干的艾草灰按了三天，结痂时痒得钻心，可我咬着嘴唇没吭声，怕惊扰了远处蹲在豆秧间拔草的母亲。
风从西边来，带着青麦浆液将熟未熟的微甜，混着泥土蒸腾出的微腥。我低头看自己的脚：脚背泛着常年劳作留下的浅褐，脚趾粗短，指甲厚而钝，左脚大拇指外侧有一道横向的茧，是十五岁起日日踩着老牛车辕上下田埂磨出来的。这双脚，踏过春播时松软如絮的黑土，陷进夏汛后板结龟裂的河滩，也曾在秋收后清冷的霜晨里，踩碎一地银白的薄冰。
可它们最深的印记，不在土里，而在他掌心里。
那是二十三年前的立夏。
我正蹲在村东头第三块水田边洗秧苗，指尖被水浸得发皱，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青苔绿。秧苗根须缠着泥，一束束沉甸甸垂着，水从指缝漏下去，漾开一圈圈细纹。忽然，田埂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我们村人惯有的拖沓节奏——太轻，太稳，像两片竹叶擦过石阶。
我抬眼。
他就站在三步之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肩头还沾着一点灰白的水泥末，头发被汗水洇湿，贴在额角。手里拎着一只褪色的绿帆布包，鼓鼓囊囊，边角磨出了毛边。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沉静，像两口深井，井底却有暗流在动。
我认得他。陈砚生。镇上水泥厂的技术员，上个月刚调来我们公社支援春修水利。前天傍晚，我在渡口等摆渡船，看见他独自坐在码头石阶上画图纸，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蚕食桑叶。我多看了两眼，他忽然抬头，目光撞过来，我没躲，只把手里攥着的半截野蔷薇往身后藏了藏——那花刺扎破了指尖，血珠渗出来，混着花汁，红得发亮。
此刻，他喉结动了一下，开口，声音低而清：“秧苗要洗到根白才不烂秧。”
我低头，继续搓洗，水花溅上手背：“晓得。”
他又站了片刻，忽然弯腰，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拧开盖，递过来。缸子里盛着半下温热的糖水，浮着几粒泡得饱满的红枣，水面映着天光，晃晃悠悠。
“刚熬的。”他说，“补气。”
我没接。水田倒映着云影，也映出他微微绷紧的下颌线。风掠过水面，吹乱他额前一缕碎发。我忽然想起昨夜听隔壁婶子闲话：陈技术员是城里下放来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自己念过两年工学院，因家里成分问题，毕业就分来了这山坳坳。没人敢跟他多说话，怕沾了晦气。
可他递糖水的手，稳得很。
我终于伸手接过，指尖碰到他指节，微糙，带着薄汗的暖意。他没缩回手，反而顺势从我手里抽走一把洗好的秧苗，蹲下来，把秧苗根部在清水里轻轻抖落泥沙，动作熟稔得不像个城里人。
“你手劲太大。”他说，“秧苗嫩，抖狠了伤根。”
我盯着他低垂的眼睫，浓而密，投下一小片阴影，盖住了眼底的光。他左手无名指根部，有一圈极淡的白痕，像是常年戴过什么，又摘下了很久。
那天之后，他常来田埂上。
不是空手。有时是一小包炒豆子，纸包得整整齐齐，豆皮焦脆，咬开是粉糯的甜香；有时是几颗水果糖，玻璃纸裹着，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似的光；最多的是书——《作物栽培学》《土壤肥料学》，书页边角卷曲，批注密密麻麻，字迹清峻，像他本人。
他从不坐，总是靠在田埂的老槐树上，看我插秧。我弯腰，水漫过小腿，泥浆裹住脚踝，他就在岸上静静看着，偶尔指点一句：“行距再宽半寸，通风好些。”或是“这垄沟挖浅了，雨季易涝。”
我不应声，只把腰弯得更低，让额前碎发垂下来，遮住自己发烫的耳根。
五月末，暴雨突至。
先是闷雷滚过山脊，接着天色骤暗，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正抢收晾在晒场上的新麦，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砸得麦粒跳起来。我慌忙去扯塑料布，可风太大，布角挣脱了竹竿，呼啦啦飞向半空，像一面绝望的旗。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冲进雨幕。
是陈砚生。他没打伞，工装全湿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窄而结实的肩背线条。他一把抓住塑料布边缘，逆着风跑，雨水顺着他鬓角往下淌，在下颌处汇成一道细流。我追上去，踩进一个水坑，泥水灌进布鞋，冰凉刺骨。
我们俩在风雨里拉扯着那块巨大的塑料布，像在驯服一头暴烈的兽。他忽然侧身挡在我前面，用身体替我挡住斜劈过来的雨箭。我闻到他衣领上雨水与皂角混合的气息，干净，微苦，像雨后的松针。
塑料布终于覆住了麦堆。他抹了把脸，雨水从指缝淌下，忽然笑了。那笑很短